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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革命”在梁启超文学及政治道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之作，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呈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恰恰成为梁启超种种革命理念的现代寓言及未来想象。在他的理念预设框架内，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文章检视了梁启超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关注梁启超如何在小说的“将来完成式”中调动起对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如何构成其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关注《新中国未来记》所指涉的“未来”，并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考量该小说的启示义。 【关 键 词】梁启超/小说/革命/《新中国未来记》 【作者简介】王德威(1954- )，男，台湾台北人，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方向：东亚语言文化、中国文学。 1899年暮春，旅居东京的梁启超(1873—1929)在犬养毅(1855—1932，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帮助下结识了孙逸仙(1866—1925)。①与梁氏相似，此时的孙逸仙也因反抗清廷而被迫流亡海外。然而不同的是，梁启超追随着恩师康有为(1858—1927)继续图划维新改良，孙逸仙则致力于开拓另一条更为激进的革命之路。尽管如此，孙文革故鼎新的气魄和思想已然触动了梁启超，并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改良主义方略。在随后的五年里，“革命”一词在梁著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创造性地出现在了他的演讲之中。尽管1904年之后，梁启超的政治热忱再度转向，但是“革命”，作为一个新兴词汇，早已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权政体。 本文着力讨论的也正是梁启超在该时期，对“革命”这一理念的关注。不过，相对于梁氏的政论文章而言，笔者更愿意将目光聚焦于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最初连载于日本横滨的小说杂志《新小说》，随即受到了现代中国文学开路先锋般的礼遇。这篇小说不仅囊括了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充满矛盾的政治思想发展轨迹，也生动地呈现出他投身革命活动的迂回路径。就其自身而言，《新中国未来记》对之后数十年间中国革命走势的展望竟一语成谶。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其间革命文化政策与文学信条的演进与流转无一不可在这篇小说中寻觅到些许端倪。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一篇科幻小说，将中国投射到了1962②年。在梁启超的描述下，此时的中国业已迎来新的太平盛世，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但梁启超显然对中国获得政治文化至高地位的路径有些犹疑，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本身也没有完结。尽管如此，小说现存的部分对当时那一代读者来说，在鼓舞革命热忱上仍然具有撼人心魄的感召力。梁启超此时对理想革命方式的探索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已然成为泡影，但他以小说的形式所展现出的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今天看来仍然与“新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笔者将尝试检视梁启超展开其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政治想象与政治行动往往相互作用。然而，他的计划最终因历史的偶然性与叙事策略的“内爆”而被迫终止。第二部分，笔者将对《新中国未来记》的文本加以细读，除了“革命”之外，将集中讨论文本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未来”。笔者所关注的问题在于，梁启超如何在一种“将来完成式”叙述中调动起他关于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诸如闪回与预叙如何构成他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在第三部分，笔者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重读梁启超的革命方案，进而考量这部出版于一个多世纪前的小说，在小说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上，对今天的读者是否仍具有启迪意义。 一、作为小说的“革命”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针对现代革命的经典研究中坚称，“革命”之所以能够调动民众去努力改变社会政治的现状，主要因为它可以激发出一种“创新性的感召力”③。对叙述与政治活动的互动关系别有会心的阿伦特随即指出，这种“创新性的感召力”正是叙述的动能之所在。在《论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通过对公共领域里故事展演的研究推溯城邦制度的起源。在她看来，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有组织的追忆活动，它强化了城邦民众对过去和未来的历史性感知，进一步凝聚了讲述者与听众的关系，从而也为国家政体的开放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讲述故事——叙事——不再只是一种叙述性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能够培养自我表现能力的言语活动。[1]城邦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伴随这样一种言行活动出现的人的组织形式。对故事的重塑也因之与对历史的重塑密切相关。阿伦特从叙事所具有的感召力中得以想见现实革命所具有的爆发力。 阿伦特的研究所涉之历史语境与本文的中心议题相去较远，但她有关革命与叙事的思考，仍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在现代转向进程里是如何相伴相生的。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立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序言中，针对小说与革命的关系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论述：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758－760 尽管“革命”一词并未在文中出现，但梁启超对“新”的论述却显然与“革命”有关。对梁氏而言，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种力量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各项事业，从政治学到伦理学，从国家的建立到个人的实践。总之，《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梁氏革命方案的动力之源。 也许有人会指出梁启超的这篇宣言略显夸张。冷眼观之，甚至可以将它看作对儒家“文以载道”观念的又一次老生常谈。但细读之后，笔者却发现，梁氏的确在宣言中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梁启超所谓的“小说”兼指叙事性创作和用白话写就的戏剧，而这类作品由于带有诸多平民化倾向和些许庸俗的旨趣，始终未能见容于古典的正统文学。因此，梁启超突然将其拔擢至关乎国运兴衰的高度，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既有文学制度的有力挑战。此外，他并没有单纯地将小说看作传递革命理念的媒介，而是坚称“新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明晰有力的言语实践活动，可以开启民智，鼓舞民众畅想未来并将革命理念付诸实践。有鉴于阿伦特关于革命与叙事的讨论，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梁启超所谓革命的言说之力究竟指什么？他的“小说界革命”所要引起的政治作用是什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小说界革命”应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早在1890年代中期，梁启超就已接触到日语“汉字”所翻译的“revolution”——“革命”——一词，但并没有给予它太多的重视。直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亡命东瀛的梁启超开始反思自己导师康有为所制定的改良方案，并开始注意到“革命”这个新词及其所指涉的全新的政治运动路线。梁启超从两个途径了解到“革命”的意义内涵。一方面，孙中山在19世纪末所倡导的革命活动曾经引起过他的兴趣，孙中山也很希望梁能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壮大革命的声势。另一方面，来到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就已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由于‘革命’一语包含的尊王改革之义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明治维新’和‘明治革命’变成了同义语。”日文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kakumei)，指涉“群治中一切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④梁启超对这种译法颇为倾心。然而尚需说明的是，日语在接纳“revolution”一词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改造。日文里的“革命”(kakumei)尽管仍然表示政治变革或维新，但却失去了“revolution”原本暗含的关于大规模暴力和政权交替的深意，尽管这一层意义在欧洲语境中原本十分重要。⑤梁启超并没有拘泥于这一词义的变化，而是在日文对“革命”的阐释中寻找到了中国可堪效法的改革之路。 然而，梁启超对日文“革命”一词的借用却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正如陈建华等学者所指出的，源出《易经》的“革命”，在中文语境里自有其词源学意义上的发展轨辙。[3]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是一种“应乎天而顺乎人”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如季节更迭般周而复始地发生。换言之，这样的“革命”在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人生的观感中往往呈现出一种超验的色彩，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西方所定义的“革命”(revolution)相去甚远。 尽管梁启超打算借鉴日本的模式以推动革命事业，但他并没有全盘抛弃中国文化中有关“革命”的思想遗产，特别是其中有关天命与循环论的价值内涵。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受到了其他(国家)革命模式的影响，包括法国、美国、匈牙利、意大利、俄罗斯、英国等多个国家的革命历程都成为梁氏资以借鉴的范本。⑥在梁启超看来，理想的革命范式应该是在不引起激烈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给中国带来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在投身维新运动之初，他也意识到“革命”往往根植于激进的变革诉求之中，因此，不论我们如何界定“革命”的本质，都难以祛除其破坏性潜质，更难以规避其后果的不确定性。这样一层认识使得此时的梁启超在思想与行动上充满了矛盾。而一系列矛盾所形成的张力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得到了戏剧化的体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在1899年春末会晤了孙中山，并最终达成了两党尝试合作的议案。可想而知，这个议案让康有为十分震怒。为了阻断爱徒与孙文革命党的联系，康有为委派梁启超于年末前往檀香山(火奴鲁鲁)执行新的任务。但此时的梁启超已然按捺不住革命的激情，在前往夏威夷的路上，梁启超正式在文学术语中使用了“革命”一词，提出并阐明了关于“诗界革命”的观点。⑦我们可以想见这一口号在当时所具有的冲击力。在中国，“诗歌”不仅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学体裁，更是文化精英阶层的气质象征；而“革命”，这个晚近出现的舶来语，又恰恰是以冲决一切旧事物为己任的。梁启超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不仅如此，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意在唤起“革命”内在的诗意风采，进而为大量政治运动的现代形式在情感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共鸣。梁启超对这一自己所创的新词的流行颇为得意，很快又提出了“文界革命”。他援引德富苏峰(1863—1957)借改良文艺在日本宣传欧美新思想的路径，号召中国知识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取道“文艺”，以改变中国。⑧ 梁启超此时激进的思想倾向可以从他的一篇文章——《破坏主义》——中窥得一二。这篇文章在他提出“诗界革命”前的几个星期发表。文章展示了破坏一切以便重建的迫切性。在梁启超看来，肇始于欧洲的革命，将很快如汹汹大潮、蓬蓬飓风一般吞没亚洲。⑨1900年4月下旬，梁启超给远在南洋的康有为写去一封长信，信中表明，自己在考察并排除其他可能的革命道路之后，已决计支持法国式的革命方案，并且坚称中国只有经过激烈的暴力革命的洗礼，方可重获新生，跻身现代国家之列。[4]这封信使康梁师徒之间原本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梁启超这种激进的姿态有增无减，并在1901年夏达到顶峰。在发表于是年六七月份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梁氏提出，对颓败腐朽的旧中国而言，“破坏”相当于一种“德”(“破坏”亦可谓之“德”)。[5]691－696饶有兴味的是，他还将中国比作一个身染封建制度沉疴的国度，其病患之严重以至于非最极端的治疗手段不能使其痊愈，而这个治疗手段就是“破坏”。[5]691－696 1902年，梁启超的革命立场渐趋缓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杂志。在一系列文章中，梁启超尝试去梳理革命的诸多诱因与可能的结果。而他的思考在《释革》(1902)一文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从标题来看，文章从训释“革”字在语义层面的流转变化入手，着力阐发社会变革的不同形式以及民众的态度。在梁启超看来，中文里的“革”，兼有“革新”(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相近的两个义项，同时也保有着源出《易经》的“变革”之义，是一种“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变革”。梁启超在文中指出，“革命”并非政治领域所独有，“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中均存在。如果革命能够通过温和的改良手段加以施行，那么也并非一定会导致暴力冲突。梁氏在此处的论述表明他对革命形式与功用的看法已远不及前几年那般自信。同时，他在有关“小说界革命”的论文中进一步展开了他对革命正反双方的讨论。 梁启超在1902年末提出了“小说界革命”，以此作为文学革命“三部曲”中最后一个部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像诗歌、散文那样受到重视，相反常常被视为一种较为低等的文学实践形式，因为它们大多出自缺乏根据的虚构和略显粗俗的情愫。所以，此时的梁启超将其拔擢至文学金字塔的最高层，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此外，他还着力指出小说能够为几乎所有的人文领域绘制全新的蓝图。在梁氏看来，小说以其革故鼎新的“不可思议之力”，能够“支配人道”，“改良群治”，化不可能为可能，从这层意义来说，小说就是革命。[6]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笔下，在社会交往与国家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叙事所具有的创造力。但细读之下不难发现，梁启超对革命与小说之关系的利用与阿伦特截然不同。在梁氏鼓吹“小说界革命”之前，有志于维新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提出要吸纳小说作为传播新思想的新媒介。严复(1854—1921)和夏曾佑(1886—1924)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7]1－12作为“现代第一篇肯定小说的社会功用的批评文字”[8]，征引生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阐发小说吸引人心的内在因素。对他们来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直接关涉“英雄”和“儿女”，此二者主宰了普遍人性(公性情)。因此不仅可以弥补“历史”在表现生命群相时的不足，更以其“曲合乎人心”的特质，确保人性中英雄与男女的理想生生不息。[7]1－11梁启超在次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1898)对严、夏两人的小说观作出回应。[9]他在文中介绍了政治小说，认为这一文体对日本维新运动的成功颇多贡献，因此也应该会对中国有所助益。随着严、夏二人和梁启超的文章陆续发表，推广小说的风潮在之后的几年里迅速弥漫开来。[10]20－65 批评家们已然注意到晚清围绕小说的讨论中带有些许“文以载道”的追求与“实用主义”的气息。而梁启超，作为新小说最活跃的一位发言人，其对小说所抱有的态度也的确很难与“利用”这一字眼撇清关系。但梁启超仍然通过对这一逻辑的些许修正，使自己在同辈人中凸显出来。我们不禁会想到，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在开始将(新)小说理想化之前，都对(旧)小说大加抨击。严复呼应传统儒家的偏见，指责小说诲贪诲淫，[7]12而梁启超则谴责小说散布中国旧社会腐败的生活理想与迷信。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2]758－760 如果小说在过去数百年间一直危害中国社会，那么梁启超等人要拥抱小说，以为这个毒性重大的文类能自我转化成疗救中国社会的灵丹妙药时，其中必有蹊跷。我们当记得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因为害怕他们的作品会削弱国民的士气。晚清批评家们也有类似的论调，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梁启超和跟他抱有同样志趣的知识分子欢迎小说，仿佛认为小说具有无上能力，能先自我涤清故有的毒性，再使它先前毒害过的读者复苏。这样的“药”看上去与德里达在Dissemination中所讨论的“药”(Pharmakon)十分相似，[11]而这样的疗救手法，不啻为对中国传统医学观念——以毒攻毒——的一次妙用。 传统文学批评的功利论无法全盘解释梁启超等人所设想的如此激烈的观点。对梁氏和他身边的批评家而言，“有用”与“误用”是互可转换的字眼。当梁启超声称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在于改革一种一向危害国家的颓废文类时，其宏大的计划时一方面表现出自我吹嘘的色彩，时一方面又自暴其短。⑩这样的小说理论兼有创新与守旧的双重面目，似乎没有哪一种关于革命与叙事的现代理论能够完全阐明其本质内涵，汉娜阿伦特的理论也不例外。但是，梁启超在革命时代对新小说的倡导本身就是以其所具有的宣泄功能为预设前提的。因为中国小说在发端之际就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文体，同时对来自前代的影响，甚至污染，先天地缺乏免疫力。 虽然梁启超相信“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力量，但却对小说与革命最终的发展结果怀有疑虑。在他看来，小说创作中的蹈袭之风与颓废之气在程度上不亚于其所具有的创新性；同样，革命性的重建工作只有在引入甚至接纳了破坏性力量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施行。最终“小说界革命”的动能竟然取决于其预设前提的“内爆”。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梁启超在宣传革命与小说时时常引述的那个关于医药的类比。在1901年，梁启超将革命称为“破坏之药”，但此“药”过于凶险，未必适于救治中国。有鉴于此，他在次年选择了小说作为革命手段，以期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然而在他有关革命与小说的想法中，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因素始终如影随形，它不仅能够摧毁现存的一切，更威胁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事物。 梁启超的隐忧正在于此，在他看来，无论是革命还是小说，都有可能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革新，反而助益了本应弃绝之物的增长。只要对晚清小说作品匆匆一瞥即可发现，每一本“新小说”的出现，都同时挟带了更多非“新小说”的例子，如后来被称作狭邪小说、黑幕小说、侠义小说、幻想小说等等的小说。虽然“新小说”预期的读者是一般大众，但根据与梁启超同时的徐念慈的估计，所谓一般大众其实只占不到其读者总数的十分之一。[12]1903年，当梁启超开始质疑革命存在的理由时，他对于小说的热忱就消失了。(11)在《告小说家》一文中，他承认“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13]257此言出于1915年，因此，他所确言的新小说的沉沦应可上溯至1906年，即他自己的杂志《新小说》停刊的那一年。[13]257换言之，“新小说”一萌芽就已开始毁朽；在其新意尚未被一般大众所吸收前，“新小说”就已经成了过去式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