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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到未来 《新中国未来记》一开卷，便介绍2062年中国的盛况，也就是小说出版(2002)(12)六十年之后的事。书中描述大中华民主国的国民正在庆祝政治改革五十周年。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备受尊敬的学者孔宏道——孔子第七十二代后人——应邀讲解中国缔造民主的过程。他的讲座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热心听众，包括全球数百个地区的留学生。这一幕讲座的构想是如此庄严盛大，夏志清教授甚至将其与《法华经》开篇佛祖说法的场景相比。(13) 我们匆匆带过的这段盛大开场，处在《新中国未来记》故事时间的结尾部分。换言之，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颠覆了线性时间线索。(14)这种倒叙的技巧与将来完成式的修辞语法相互配合，不仅形成了一种对晚清作家和读者来说尚显陌生的叙事技法，也为叙述时间与历史的方式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新中国未来记》从日本作家末广铁肠(1849—1896)的政治小说《雪中梅》(1886)中汲取灵感。(15)《雪中梅》开篇也从2040年10月3日的东京写起，而这天正是日本第一届国会创立150周年的纪念日。[13]252除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还能找到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小说《回溯过去，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的影子。这篇小说版由英国传教士Timothy Richard(1845—1919)删节后翻译，并于1891年至1892年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是在晚清翻译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的西方科幻奇谈(Science Fantasy)。它对于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科学乌托邦主义和“工业化的军事(industrial military)”[14]等概念的推崇及其叙事模式中所包含的对未来的描述与倒叙的修辞手法，都让不少读者为之着迷。(16) 梁启超本来的计划是写一套三部曲来讨论中国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和《新桃源》。《旧中国未来记》描述一个不求改变的中国所必然面临的灾难，《新桃源》描述一群被流放的华人如何于两百年前在一个岛屿上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又如何帮助他们的同胞重建中国。[15]当然这套“三部曲”并没有完成。事实上，《新中国未来记》也只写到第五回就戛然而止。 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黄克强与李去病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包括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合作。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黄和李对此义愤填膺，决定远渡重洋去英国学习新的思想。在牛津大学，他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当百日维新失败的消息传到他们耳边时，对于如何拯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他们再一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李坚信只有即刻进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救中国，而黄却反对暴力和牺牲。于是他们各自踏上了追寻真理的道路——黄克强去柏林学习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最新理论，而李去病则去巴黎亲身感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影响。两位主人公在回国的旅途中再次相遇，却仍然无法在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唐小兵认为，梁启超笔下的黄克强和李去病之间的激烈冲突，其实与他自己政治观点的困境如出一辙，即是对于如何完成现代性的过渡这一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6]黄克强支持的是伯伦知理(Johan K.Bluntschli,1808—1881)提出的德国自由主义立宪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centralized nationstate)；而相反地，李去病则拥护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为代表的法国革命派(French Revolutionism)，渴望社会契约论的实现，追求彻底的共和主义。两位主人公之间对于革命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应采取平缓的改革还是暴力激烈的革命这两种不同方式的争论。文中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法国大革命优缺点的讨论在全篇小说中脱颖而出，毋庸置疑地成为全文最扣人心弦的一幕。 从两人观点的对峙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本人此时对于革命的态度已经改变。诚如前文所提到的，1902年之前的梁启超一度向往冲决网罗的革命。而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很明显地偏向于黄克强的观点，提倡通过温和的改革而非革命来建立君主立宪制，实现民主的最终愿望。由于小说的未完成，我们无法预知黄克强和李去病是如何各自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可是多亏了小说中的倒叙手法，我们有幸得知黄克强最终完成了他的理想，成为了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二任总统。 梁启超通过“叙述”(narration)来探究革命意义的尝试不仅限于在小说中对德国和法国两种革命模式之间进行的虚构辩证。1902年，在他创作《新中国未来记》的同时，他还在进行其他关于革命的写作，其中包括匈牙利的噶苏士(Laios Kossuth,1802—1894)、意大利的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和法国的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三位历史人物的传记。如他自己所说，这三位人物各自代表一种不同的革命类型。(17)噶苏士成功地整合了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玛志尼唤醒了人民的荣誉感和博爱意识；罗兰夫人则是牺牲与殉道的典范。除此之外，梁启超还试图通过在《新小说》中发表其他作者和译者的作品来补充自己的观点。例如，《东欧女豪杰》信奉民粹主义理想，参与俄罗斯虚无主义活动[10]166－172；雨尘子的《洪水祸》里记录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玉瑟斋主人的《回天奇谈》描写了《大宪章》的制度化。这就是说，除了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所提到的法国和德国革命类型，梁启超在自己的创作和所发表的别人的小说/翻译中至少涉及了匈牙利、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美国和英国的革命类型。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小说中对于革命的考虑是基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时间进程——未来的召唤。“未来”，作为一种叙述形式和小说主题，是晚清科幻叙事中最引人关注的母题之一。(18)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形式，非常依赖历史性的话语来达到其合理性和逼真的效果。这种话语将任何主题——无论是历史事实或玄奇幻想——放在过去的文脉里，以巩固其若有其事的真实感。通过此一历史语境所引发的“过去感”(pastness)，小说与历史产生密切的关系，也才能被读者明白并信以为真。[17]然而在晚清小说中，在其固有的历史写真愿景里，所叙述的事件的“过去感”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被新生的“未来”所取代。从《未来世界》(1908)、《未来教育记》(1905)、《新纪元》(1908)和《新中国》(1910)等标题中我们看出，当时的作者们倾向于描写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想象，而不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 事实上，梁启超绝不是晚清探讨未来的时间动力的第一人。严复和同辈学者对于进化论知识的倡导，康有为专著中提到的大同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激进革命理论，这些思想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尽相同，却都赞成时间是线性发展的观点，反对传统的循环(或者是倒退的线性)的时间发展。不过，梁启超对于“未来”的神秘力量的清晰阐述使他能在这些理论家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根据孔先生在开篇所说，新中国的“未来”可以通过六个阶段来达到：首先是预备时代，接着是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和外竞时代，最后以雄飞时代作结。(19)《新中国未来记》的时间进程显示了一种天启的壮丽，由此，革命甚至意味着诗兴的迸发，或反之亦然：诗就是革命。 虽然梁启超提倡革命和未来之间的相辅相成，但他的思想也展现了吊诡的一面。如上所述，梁启超对于革命的理解在1899年至1903年间持续改变；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介绍了至少两种相悖的革命历程，却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更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写到第五章时戛然而止，悬置了篇头所承诺的中国在革命之后如何腾飞。虽然从第二章中孔弘道的演讲(2062)描述了2012年之后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并没有具体讲明2012年到2062年这五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鉴于梁启超执著小说和国家建设之间历史性甚至是本体论式的密切关联，这篇未完成的小说无可避免地暗示了其叙事目的和革命因由的模糊性。 必须承认的是，晚清小说半途而废的例子，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时阅读和创作小说所处的不稳定的环境。(20)《新中国未来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未完成的形式，使其叙述里的时间进程变得更为复杂。《新中国未来记》以“未来完成式”(future perfect mode)的叙述方法描写在六十年间中国如何达到光明的未来。在梁启超的小说中，“未来”是一种动力及目的，随着情节进展，逐渐显示其终极目标。但按照小说的结构来看，通过“未来完成式”的倒叙，未来的中国已经预先来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如何填补“现在”与“未来”中间那段历史空当，而这段历史空档正是小说叙述未能完成的部分。小说在第五回突然中止，留下了一个叙事结构的空当。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故事的开端与结尾，却找不到原应承接两端的中间的部分。未被写出的不单是前进式的“叙述”时间，还有未来可以理解、可以达到的“历史”时间。 换句话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提出大中华民主国的宏大愿望，他对未来如此热衷，以至于抢先掌握未知之数，为历史预定前景。当遥远的未来是如此熟悉，当神秘的未知只不过是想当然尔的预言，梁启超很可能已提前掏空了未来的动力。因为他有关未来的观点，只不过是“昔日”或现时情怀的重现而已。迈向未来成了“回到”未来。他的作品并未真正地发现一个新的未来，而是中国传统时间、历史观的复辟；他探访未来的计划，是通过对过去想当然尔的翻案来进行的。甚至新发现的直线进行式时间，也可能只是套在传统时间巡回圈上的障眼法。也就是说，晚清文人对历史及未来的“总结”，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其结果只能是把现在的文化、道德观、目标和幻想投射进未来。正如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只被减化为一种——多个可能性中已经实现了的那一种，未来也被缩减成单一的选项。 即使各种外在因素迫使梁启超放弃写完《新中国未来记》，笔者仍视这一未完成的写作计划是他不愿认真讨论真正激进的革命计划的标志。依附着“未来完成式”语气，《新中国未来记》所处理的，并非未来数十年间可能会(may)发生的情况，而是已经要(will have)发生的情况。在梁的“未来完成式”叙述中，起码隐藏着三种不同的时间表： 第一，“未来”像是在历史另一端的神奇时刻，是历史前进动力的终极。作为预先规划好的时间表的完成时刻，未来的显现不是各种历史动力互相碰撞后凝结成新的关系，而是超越时间的神话性一刻。这在梁的小说中可视为是对以孔弘道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准则的完美重述。 第二，有鉴于中国在小说中被构想成的那样一个超级强国，我们不禁怀疑这不过只是当时欧洲列强模式的翻版。从实际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1962(2062)年新中国的这个“未来”，将只不过实现了1902(2002)年欧洲已发生过的现象。问题是，要是1962年的新中国只是1902年欧洲现状的翻版，是不是意味着新中国的“未来”将永远慢欧洲一步，且不断重蹈西方过去(政治和经济上)的覆辙而已？ 第三，梁启超对未来的看法，也可能是要完成一个单一的、直线式(却不一定是革命性的)时间发展；这种直线式的模式，在儒家思想和传统欧洲思想中相当普遍，它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小说家耽于其中，无法进一步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方向，以及进化过程本身的变数。就算过去可以被视作一条已经实现了的历史线索，这却并不意味着未来也一定就得按照过去所预设的情境逐步实践。小说的名称虽然“憧憬新中国的未来”，却不妨讽刺地理解成“抹销新中国的未来”。没有“未来”——不只是因为小说根本没有完成，也是因为在尝试建立叙述“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概念的模式时，小说包含了对时间展示无限可能的一种根本敌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