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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对这种充满献身和牺牲精神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支撑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民族脊梁精神、性格的呼唤。就像北方的河一样，在“一大块一大块凝着的、古朴的流体里”，呈现出“老实巴交，但又自信而强悍”的性格，“它”就是我们的“父亲”，能给人以“粗糙的抚慰”和“诱人的勇敢”，在沉静、含蓄、宽容的胸襟中，蕴藏着深沉而坚韧、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冲决一切“砾石戈璧”的原动力。这也就是《北方的河》所理解的我们民族的性格之根，即鲁迅先生所肯定的民族脊梁精神。就像邓刚笔下的海碰子，顽强自信、不屈不挠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一次次面对死神的威胁，决不后退；就如《老井》中的村民一样，虽然面对的是“十年九旱水如油”的恶劣自然条件和“洗了脸，洗山药，洗了山药喂猪喝”的生活环境，却不屈服、不丧失生存的意志，正因为具有这样坚韧顽强的品格，在古老的“老井”底下，集聚着喷薄欲出的生命之泉。在孙旺泉身上，就蕴藏着这样一种旺盛的生命之泉。在这个人物身上，无疑体现了作者对我们民族精神和性格的一种理想。我们在李杭育、乌热尔图和贾平凹的作品里，也都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理想表现。然而，他们也并未对这种民族脊梁精神作盲目的崇拜，而且也深挖出了落后、保守、愚昧乃至近乎迷信的一面，在浪漫主义的热情中也保有一种冷静的理性思考。《老井》也真实地写出了那愚昧保守、落后的环境和文化传统如何无情地扭曲了孙旺泉的心灵和灵魂，通过他“由人变一口井，一块嵌死于井壁的石”的悲剧人生，揭示了传统文化与人的冲突和对立。《老井》还通过赵巧英的行为实践告诉人们：“老井”也并非是枯寂的老井，并非无波，新的文明之风已经吹动了“老井”中的涟漪，一种自由的、合乎人道的具有现代文明和开放意识的文化心态正在新一代人身上滋生起来。在新时期前期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理想人格应当具有这种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就不能打破“单循环的封闭的轨道”，英雄精神及其悲剧的崇高性就会变质、变态，而成为畸形、片面发展的怪胎。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应当有对他人的宽容，对各种文明和文化形态的宽容以及大胆汲取他人和其它文化的优点、长处的胸襟这一倾向，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里已越来越明显和明确。 忧患意识、哲学文化反思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使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在审美境态和情趣上都迥然相异。辽阔的境界，悲怆的情绪和崇高、恐怖的自然美组成了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审美世界。大自然不仅作为人的对立物、而且也作为人们主体意识和力量的参照物进入浪漫主义的艺术世界，通过它来确证人是一种更强大、更崇高的存在，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张扬，由此来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无限广阔。张承志笔下辽阔无垠的草原以及那永不停息、生命长存的大河形象，邓刚笔下那宽广的大海，梁晓声笔下深不可测的“鬼沼”，孔捷生笔下的“大林莽”，乌热尔图笔下的原始森林，郑义笔下的太行山，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等自然形象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道具”(卢森堡语)，暗示着人的心灵和力量的无限性。在这里，草原森林具有空间的辽阔性，大河则具有时间的延伸性，人的心灵则包容两者，在这永恒的时空中，不断地激发人对精神无限性的追求与渴望。作为生命的人生是短暂的，体积也是十分渺小的，但是人类则是永恒的、崇高的，作为个体的人亦能在瞬间中获得永恒，以渺小求得巨大和崇高。因此，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辽阔壮丽的自然形象是人的心灵的物质载体，是强化人的主体意识的参照物。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说“孤寂的森林，无垠的海洋，灿烂的星空，都能表达充满人们心灵的永恒感与无限感”⑦。 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常常赋予自然形象以恐怖色彩，一方面，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显示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它更显示了人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意志。亚历山大·封·洪堡曾经指出：“古人只是当自然在微笑、表示友好并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然的美。”但在浪漫主义作家那里，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黑夜和峡谷的幽暗，使心灵为之毛骨悚然、惊慌失措的孤寂，正是浪漫主义者的爱好所在。”(转引自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二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冯苓植对那神秘而令人恐怖的草原之夜的描写(《沉默的荒原》、《驼峰上的爱》)；梁晓声“北大荒”荒原中的“鬼沼之地”；孔捷生大林莽中的泥泞，疾病，荆棘与狂风；邓刚大海中的冰冷与严酷，漩流与暗礁；《老井》中残酷的自然条件和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的急流险滩，以及乌热尔图原始森林的神秘与变幻莫测；王凤麟《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的“死亡之谷”，都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尤其是他们大胆把笔触引向死亡主题，与荒原的黑夜，森林的幽浑，江河的险峻融为一体，更使人惊心动魄。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说，这种恐怖与死亡“会使庸夫俗子失魂落魄，却能使天才格外大胆无畏。大自然的美好与破坏力的恐怖相交织，引起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惧怕的梦呓，而没有这，就无法理解、描绘世间的景象”⑧。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有助于从哲学的角度刻画一个伟大的性格，或者一个深刻的情操，而不仅仅是为了展示恐怖和死亡。如邓刚笔下大海的恐怖是为刻画老少两代海碰子为理想而献身的性格；梁晓声笔下“死亡之沼”的恐怖乃是映衬一代青年征服蛮野的英雄豪情；《老井》中恶劣的自然条件，乃是显示人在征服自然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和力量；冯苓植《驼峰上的爱》的恐怖景象，也是为了映照人世间最崇高的爱的理想。 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中，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到人的坚强意志和力量，另一方面，自然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相对照，又使人产生一种自卑意识，从而面对大自然，发出生命渺小短促的感叹。张承志《北方的河》的主人公面对永恒、壮丽、崇高的大自然，不由感到人在自然中的渺小和生命的短促。因此，以有限的生命去与无限的大自然相抗衡，以拼搏的意志去实现在无限长河中的目标，必然要蕴含一种力不可及的悲怆意识。《大林莽》中的邱霆，深信人类定能征服自然，人类永远是大自然的主宰，然而却没想到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和报复。人类几千年来忽视了上苍的这一启示，所以使自身陷入了一种难堪和悲剧性的境地。当《大林莽》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反映了一种自卑意识和悲怆意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在其中却茫然若失，渺小孤单想到这几个如蚁生命的存亡，在永恒的大自然中不过是生命循环物质交换瞬间完成的程序，真叫人不寒而栗。林莽浩瀚，树梢纹丝不动，冷酷地与闯入者对峙。寂静中含蕴着无穷的奥秘，肃穆的神感”。但是意识到这一处境并不把人导向彻底的悲观和绝对的绝望，而只是唤起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使短暂、有限的生命获得某种永恒的意义，正如《大林莽》中所说：“人生从来是短暂的，在短暂中求永恒。唯有不懈地蜕变更新，这过程不是一个人能自我完成的。生命的火炬需要经很多很多人的传接。”正是个人生命的短暂与有限，人类才要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类”的存在，把一代一代有限的短暂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构成无限的生命历史，与大自然同享永恒和无限。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在象征意义上表达出了这一意识。《迷人的海》中老海碰子及其他的上辈，小海碰子及其他的下辈，正是构成了这样一个无限生命的链条，显示了人类追求自己理想的力量的无限性。“老井”人，葛川江人，“商州”人也正是依靠这样一种力量，“靠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本领生存不衰，繁衍下去”。人类生命与大自然一样，也是永恒和无限的；在人类生命的链条中，个体生命依靠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方能获得一种“永恒”。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在无意识中所表现的“类”意识，显示了对个体生命的超越，从而把个体的人格理想延伸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理想。这种理想，与忧患意识、文化反思意识融为一体，是我们在其它作品中所看不到的，它显示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观照和审美开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