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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不仅考虑着自我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奋斗的方向和准则，同时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与理想的冲突，也是有一种深深的忧虑。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的主人公对上海里弄拥挤的烦躁和压抑而作出了回到另一广阔天地的痛苦抉择；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的女主人公为平庸生活所囿而出现的内心焦灼以及一时找不到自己理想归宿的精神痛苦；孔捷生《南方的岸》，张承志《黑骏马》，冯苓植《沉默的荒原》对人的生命价值所进行的痛苦思考和选择，都呈现出浓烈的压抑和忧郁感，渗透着强烈的对人生、对社会的忧患意识。也许这一代人肩负的包袱和责任都过于沉重，他们的追求不能或暂时不为社会和人们所理解，他们的奋斗和选择往往会遭到各种非议和嘲笑，甚至根深蒂固、愚昧无知的世俗偏见会粉碎他们的追求和理想之梦。有些敏感的青年作家对这一点意识得过于清楚，也过于忧虑，所以故意与值得忧患的现实和人生拉开一段距离，以荒诞的游戏态度对待人生和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也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审美倾向。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试图放弃一切社会责任，也放弃对自己的责任，既嘲笑社会和人生，也嘲笑自己和生命，在他们的眼中，一切神圣的、崇高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无所谓”。然而，在他们内心的深层世界里，仍然有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的忧患，仍然有一种精神的痛苦和灵魂的挣扎。他们之所以不愿选择为传统文化和大多数人认同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的内心渴求着一种更真实也更有价值的人生。表现形式是荒诞的、闹剧式的，然而表现的情绪内涵却仍然有浪漫主义的忧患意识，不然就没有因爱情、事业、知识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烦恼，也没有不同选择之间的痛苦和心灵搏斗。 无论是《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所隐藏着的感伤情绪，还是《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所外露着的玩世不恭，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忧患意识中都不占有主导地位，而更多的是勇于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献身的精神。在新时期前期具有浪漫主义情绪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为寻求自己理想而牺牲自我的崇高的悲剧精神。《公开的情书》中的老久公开宣告“从不因为追求真理要付出巨大代价而逃避真理”，即使是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我们应该而且能够超越自己社会地位的限制，这使我们成为解放的人，新时代的人。我们个人的结局也许是不幸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为之奋斗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会出现在我们下一代人面前。”《红灯·黄灯·绿灯》中李晖直面传统和为现实的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黑骏马》中的“我”为了让“我们的后代得到更多的幸福，而不被丑恶的黑暗湮灭”的精神，也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升华的理想人格精神。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作品中，在一代垦荒的知识青年身上、新一代大学生身上以及海碰子身上，都体现出了崇高的悲剧精神以及作家赋予其作品人物深刻的忧患意识。显然，这一代人的追求在忧患意识中有深刻的悲剧性，但这已是一种自觉的悲剧精神，是一代人思考现实，反思历史，探索未来，选择奋斗方向的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 这种自觉的悲剧精神是在现代意义上对具有忧患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超越。思想史上，孔子对周礼尽丧的忧心忡忡，所产生的“克己复礼”并游说诸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行动，老庄出于对现实和人生的忧患，为时人开出的回到自然、顺其自然的“无为”药方，并以原始理想作为社会理想，都是基于对社会和人生深刻的忧患意识，并且成为中国文化忧患意识的原型而积淀下来，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庄的忧患意识都是有缺陷的。孔子出于对周礼丧尽的忧患，提出的“克己复礼”，以“礼”作为社会的规范来约束制约个人，扼杀了个体生命存在的地位和价值。老庄出于对现实人生的忧患而要求人绝对地“无为”，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处子”、“真人”作为人生效法的榜样和理想，则把个体生命价值导向了“虚无”。这两种忧患意识都扼杀和否定了现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之不同，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首先是对失去“自我”、失去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忧患，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实并升华“自我”，使现实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张扬。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显然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超越，它表现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忧患意识不是导向过去和“虚无”，不是一种廉价的非历史的感伤主义情绪，而是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的。它本身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击、碰撞的结晶，不难看出有西方文化的基因。 然而，民族文化原型毕竟铸造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所以无论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如何强调尊重个性，发扬个性和张扬个性，如何寻求人格独立和自我解放，但其骨子里仍然是一种天生的群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所以对自我奋斗、探索的忧患，实际上也只是通过自己的眼光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探索与反思，最终必然要超越自我和个体的界线，而上升到哲学的整体和民族文化的宏观审视。由忧患意识延伸为哲学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识，似乎是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必然发展。忧患意识本身就是有哲学意味的，对个体自我的忧患必然上升为对民族文化过去的反思及对其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忧患。正是这种哲学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识，使得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家不是近距离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观照生活，而是按照对生活的理解去表现生活，在形式上与现实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因此，急功近利地从这些作品中寻找真实客观的生活本身是徒劳无益的。“别在他的作品中寻求生活，而是去寻求思想。思想是他的灵感的目标……他也是根据幻想，为他的思想创造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他面前展开着整个现实和设想的世界，整个想象的丰饶王国：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寓言传说，民族的迷信与信念，地面与天空与地狱!毫无疑问，这里有他的逻辑，他的诗的真实，他所矢志不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法则。”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