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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我意识的深化而探寻与生命存在本身融为一体的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构成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心理动力。1978年后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的对外开放，使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得到了一次新的沸腾。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作家，就是以中青年作家为主的。在迟到的春天里，人们长期受到压抑而积聚起来的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在萌动、骚乱，都须要把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热情、力量、痛苦和欢乐，爱与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一个时期，“人们兴奋热烈，绷紧了全身力量，为了离开他们的处境，为了冲到实际世界那一边去，藉以消耗在他们脑袋里沸腾着的、过于活动的热情”②，一种因获得新生和自我意识而要求表现内心世界的心理欲望，构成了一种主导的社会心理趋向，使他们“总是向往于浪漫主义”，“它让灵魂净化，让它变得高尚起来，它把兽性和粗野的愿望从心里排除出去；心灵在这光明而圣洁的幻梦的大海里，在这扶摇直上天国的仙境中，受到洗礼，展开翅膀，让自己身上偶然的、暂时的、日常的因素得到纠正”③。新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正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升华出一种改造现实的力量，纠正日常生活中的世俗观念和传统文化积淀的不合理因素。我们在《公开的情书》、《驼峰上的爱》、《沉默的荒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黑骏马》、《北方的河》、《大林莽》以及《蝴蝶》和《布礼》中，不难看到这种倾向。 历史要求“走向世界”和文学与“世界文学”合流的趋势，也是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追求与世界的飞速发展同步，如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而独特的贡献，渴望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与文明联系，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不仅需要一种民族自身坚强不息的英雄精神和感性动力，同时更需要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心态。《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富有进取意识、创造意识的文化心态，“我们仍然要拼命睁大眼睛，去观察、寻找和发现世界上我们同时代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因此，我们“应该是个探索者……要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以探寻民族文化的“根”和原始生命力为己任的“寻根”文学思潮，也是基于在对世界进行纵向扫描以后而渴求真正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心理愿望。开放的文化心态造成的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浪漫主义文学准备了充足的精神食粮，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文学自身的解放也促使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在观念和形式上都获得了空前解放，然而这种解放并未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向纵深发展，自律为它律所完全规定，以致文学被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丧失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单一、静止、封闭的文学格局成为多年来文坛的主宰。文学自身的空间狭窄了，时间的流动性仅仅成为现实空间表现的附加物，而空间的延伸则为封闭的现实时间所制约，立体成为平面，多元化为单一，动态成为静止，开放成为封闭，从观念、方法到形式都是“我花开后百花杀”。随着历史的自觉和人的自觉，文学本身也走向自觉，自律则成为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一种支配力量。观念、方法和形式多元化的格局，开拓了文学的思维空间和审美空间。因此从社会到自然，从外在感性到内在心灵，从理性到感性，从现实到历史，都成为可把握的审美空间，而神秘的蛮荒原野，古朴原始的民风习俗，甚至死亡与恐怖，也都成为审美对象。这种审美空间及审美趣味的拓展，也就为浪漫主义情绪表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 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与落后的现实和沉重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并与我们祖国、民族的未来有着血与肉的精神纽带。从总体上看，它不是作家个人气质所作出的偶然选择，而是历史、现实和未来与作家个人主观因素相交织、相统一所产生的巨大合力的结果。改变现实的要求，对中国进步、人民幸福的渴求作为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心理内驱力，使得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而较少有廉价的理想表现。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光辉灿烂的未来理想图景，脱离现实的廉价乐观情绪，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中都不占有主导地位。相反，由于对落后现状和惰性文化传统的忧虑，使得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充满着忧患意识与悲剧精神、哲学和文化反思意识，并在人的主题的深化和强化、揭示人的复杂的深层心态世界中，透露出对理想人格和英雄精神的追求与向往，与此相适应，辽阔、悲壮、神秘、恐怖的自然形象和大量怪异的民歌、传说、神话交织在一起，又赋予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以力度和崇高感。 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典型的情绪特征，这种忧患意识与悲剧精神本身与浪漫主义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浪漫主义开辟了一个严肃而忧郁的文学描写时代。严肃忧郁的浪漫主义文学应当归结于历史和社会本身的忧郁。就我们的现实处境而言，沉重古老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封建意识与人的解放的矛盾，劣根性的滞重与理想人格的尖锐对立以及在自我意识的深化中所意识到的现实与理想、主观与客观、个性与共性、短暂与永恒、有限的个体生命和无限的人类历史的矛盾和冲突，都在人的内心世界里，以极其丰富的形式相互冲击、碰撞。个人的命运，祖国前途和民族发展的命运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一切，必然会在敏感和易于激动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心灵里引起骚动、不安、痛苦和彷徨。“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走向何方”的心灵疑问引起的内心焦灼和不安，就成为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忧患意识的最先表现。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中的“我”对“我”的脑袋应该长着什么样的脑袋，是“我”的还是受别人支配的心灵反省和“我属于谁”的焦灼设问，就显示了对自我和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忧虑和危机。《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对自己是“主角”还是“配角”、“观众”的令人焦虑的痛苦思索，还有《在同一地平线》中的画家对自己奋斗的原动力的探源，那种奋斗、竞争如猛虎般的性格，是自身“原有的生命力呢”，还是“纯梦幻的理想在现实中变态的追求？或是掺杂了在竞赛场上越拼越眼红，身不由己的劲头”？这些都是一种自我忧虑，即在一种不明确、骚动不安的自我冲突中的忧患自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