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并对人类应作出什么样贡献的哲学沉思，已成为新时期前期文学中忧患意识所升华的哲学意识。“寻根”文学思潮也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反省和重新估价的产物。这种寻民族文化之“根”在思想上与浪漫主义有着历史性的联系。勃兰兑斯在评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时说道：“为了救亡图存，所有遭受威胁的民族，或是本能地或是有意识地，都在从本民族的生活源泉中汲取使自身重新振作起来的活力。……正是这种爱国精神，导致各个民族都热切地研究起它们自己的历史和风俗，它们自己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对于一切属于本民族的事物产生强烈兴趣，引起人们去研究并在文学上表现。”⑤这样，浪漫主义“把我们的想象引回我们生平最原始的情欲，直到在我们的想象周围唤起那童年的可怕的迷信，从而把想象的火炬带到我们历史的远古年代的黑暗中去……在祖国辽阔的废墟中间追忆祖国的伟大往事和伟大声誉；在检阅过纯朴而又伟大，但却被我们形容为野蛮的蒙昧时代的这些仪仗之后，收集无愧于缪斯的重大事变”⑥。这种“寻根”当然是探寻民族的活力。 “寻根”虽然是在1985年才形成一股文学思潮，然而它的前奏可以追溯到“反思”文学，如果我们把“寻根”文学看成是远距离的哲学和历史文化“反思”，那么“反思”文学就是近距离的政治历史性反思。这一阶段总体来看还是比较着眼于现实的。他们批判保守沉重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缺乏进取和创造的勇气，力图唤起民族的创造热情和拼搏精神。《春夜，凝视的眼睛》里的左丽哀叹那内向、压抑的民族性格，《愿你听到这支歌》里的“我”则痛感那缺乏主动和首创精神的国民劣根性。历史进程的节奏是如此之慢，以致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繁衍后代(《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王木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的生活方式，至今还是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方式。我们看到，这种理想生活方式又是与愚昧、专制(如王木通那样)、野蛮(《流泪的红蜡烛》对新媳妇采取武力同房)联系在一起，不由得使作家感到愤怒而要执着于对这种落后现实的批判。然而，作家们更为关注的是改造这种落后的现实，因而必然又要赋予作品以一定的理想因索。《爬满青藤的木屋》的盘青青对王木通的反叛和对现代文明的渴慕，显示了作品对人的尊严的召唤和对突破封闭、走向开放的肯定。《流泪的红蜡烛》中雪花“我是人”的呼喊，也显示了新一代农民自我意识的发现和人的尊严的觉醒。正是这种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与潜在性作为一种未来图景与落后、愚昧、保守、野蛮的现实的对比，使这些作品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绪。 在经过一个近距离的反思、一个揭露和批判的激情时期以后，文学发展也就进入了远距离反思，即“寻根”阶段。这是一个更具浪漫意义的时期。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几千年来发展的步伐是那样缓慢而沉重，但毕竟没有从世界舞台上被排挤出去，当今又升腾了改革的活力，以新的面貌和姿态走向未来和面向世界。这样一个历史之谜困惑了新一代作家，迫使他们从民族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中去寻求民族文化之根：生命之根、个人发展之根，发掘出民族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力”。诚如阿城所说，年轻的一代开始从肯定的角度表现中国文化心理。不过，他们寻求民族文化活力的视野没有限于作为中国文化正宗的儒家文化，而更多注目的是与儒家文化有时处于互补地位，有时又处于对立地位的道、佛文化和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民间文化。这种选择本身也就是一种浪漫精神和情绪的表现。阿城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棋王》里的王一生，还是《树王》里的肖疙瘩，《孩子王》里的代课教师“我”，从表层上看，都是非英雄的小人物，大多平和知足，安时处顺，然而在他们那卑微乃至猥琐的外形里，却蕴含着一种顽强的内在力量，因而不时本能地“焕发出光彩来”，产生了某种“英雄行为”。这显然也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内在渴求，是作家从归于“虚无”的道家文化精神中升华出来的一种人生理想。阿城经验世界里对西南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深切体验，使他的作品也充满着对久已遗忘的民间文化的向往，并希望从中挖掘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生命活力。这种倾向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在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小说中，他从最能体现民间文化精神的最底层的民众身上，探寻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内在活力。《葛川江人家》中的秦寨人，充满了粗犷原始的野性，但正是他们面对死亡和生存的选择，洋溢着生的意志和豪情。数代人在“玩命的营生”中面对着“葬身鱼腹”和“垒垒新坟”，以及不定哪天，还得死在这条既是他的摇篮又是他的祖坟的大江底下的冷酷现实，仍然“浑身是劲”。在这种悲剧性的性格命运中，渗透着一种生存、发展的生命活力。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也执着地在“蛮野自由的民俗民风”中，讴歌蕴含着民族蓬勃生机的活力，崇尚大汉之风。但在他的作品中，也注意到寻求古老文化凝结的生命活力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在小月桂兰等具有新质的人物身上，传统的坚韧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渴求逐渐和谐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的表征。 大量民歌、传说、神话等文学因素直接进入作品，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潜流取代了对古老历史的直接描绘，从而在相当自由灵活的时间和空间上，把传奇与现实融为一体，以此来加强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历史感。刘舰平《船过青浪滩》伏波将军降妖伏波的传说以及他的三千人马葬身青浪滩化为红嘴黑身的五寸河鸦的故事，显示了人们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也象征着历史在今天的沉重压力。邓刚《龙兵过》那庄严肃穆充满宗教意味的出海仪式，郑义《老井》里关于宋太宗扳倒水井的传说以及设坛祭雨和绑龙祈水的悲壮仪式，就是以“现实、历史与一系列神话、传说，构成千年村史”，从而使人们一方面感受到历史沉重缓慢的步伐和人们的保守与愚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领悟到民族生存的理想和力量——一种在今天仍须要发扬光大的生命力的源泉。李杭育《沙灶遗风》中关于隋炀帝为娶父亲的两妃子而形成的火把节的传说，冯苓植《驼峰上的爱》关于驼发疯的传说，都具有意蕴丰富的文化含义。至于民歌，也常常反复出现在作品中，与传说、神话交相辉映，使这些作品的艺术世界更为光怪陆离，神秘莫测。《北方的河》所引用的冈林信康的歌，是作品强化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和象征物；《黑骏马》里的民歌，不仅是主人公寻找故乡、友谊和自己过去的情感纽带，也是草原人民对理想的憧憬和对爱情的理解；《老井》中孙旺泉的山歌和赵巧英的民歌交替出现，前者代表了对过去的爱的刻骨铭心，后者则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使《老井》的艺术世界充满浪漫色彩；李杭育“葛川江”的船工小调，冯苓植作品中的草原民歌都与作品本身融为一体，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传说、神话、民歌在一系列作品中用得相当自由灵活，与现实主义情趣大相径庭，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 然而，尽管在道、佛文化和民间文化中蕴藏有内在的生命活力，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毕竟是官方认定的儒家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封闭性、单向性、求同性，对人性的自然欲望采取压抑和扼杀的态度，而且把人的社会欲望也纳入一种单向的为封建政治理想服务的轨道之中。十年浩劫更是无情地压抑和扼杀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因此，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宣泄和表现那因压抑得太久而有些变态的自然情感和欲望。《愿你听到这支歌》中的杨柳和“我”对祖国、民族、自我认识的评价，完全是在这样的激情冲动下的宣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中主人公各自对自我内在深层心态的坦荡暴露，《北方的河》、《黑骏马》中主人公对内在生命力和爱的渴求和灵魂的自我升华，都是那被压抑的自然情感和欲望的一种曲折表现。因为历史和自我的解放还没达到能坦率大胆地暴露这自然情感和欲望的程度，所以这种表现往往以祖国民族事业的形式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