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超旷闲适之致的抉发与苏轼诗文的另面品读 如前所述，晚明士人对待苏轼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更多将其视作切合他们心灵的一种独特的精神资源。围绕苏轼诗文所展开的不同层面的体味和解读，也成为他们分享这份精神资源的具体表征。只是应该看到，基于不同的精神诉求及其相关的文学趣味，晚明士人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事实上也呈示出较为复杂的取向。 茅坤之子茅维，曾在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宋苏文忠公全集叙》中评苏轼之文云：“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澹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泛者有专诣，殆无位而摅隆中之抱，无史而毕龙门之长，至乃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也者，岂文士能乎哉！”(74)他在总述苏文为一般文士所不及的特点时，不忘说明苏轼虽曾处于“羁愁濒死”的境地，却在文中表现了“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的超旷与闲适，这似被认为是苏轼为人和为文中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笔，也更是人所不及的卓异之处。的确，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几度起落，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文学史上闻名的“乌台诗案”，成为他人生之旅的一个重大转捩点，相继贬居黄州、惠州、儋州的遭遇，使他陷入常人难以承受的困厄之境。但与其起落分明、屡遭贬黜的经历相比，人们更多注意到的，则是苏轼面对荣辱穷达而表现出的独异的人生态度。特别是其身陷困境，然曰“绝境天为破”、“澹然无忧乐”(75)，又曰“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76)，可谓身入绝境而心超出之，持守主观勉力化解人生苦难之立场。故被看作“超越或扬弃个人的悲哀”(77)，也被看作在根本上，缘自于对儒家入世进取和达兼穷独、用行舍藏，以及佛家出世和道家遁世基本精神的融会贯通(78)。固然，苏轼秉持的这一立场，蕴含对于人生意义的自我判断，也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智慧或策略，但显然，它同时又着眼于个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矛盾的调和或消解，以超旷与闲适的姿态摆脱一切苦难的侵扰，以化解的睿思淡却抗争的意识。这也是苏轼诗文在历代流演而受到传统文士不断诠释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观晚明士人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取向，苏氏面向人生荣辱穷达而表现出的这种超然之心、顺适之态，也成为他们品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张大复《苏长公编年集小序》曰： 自有宇宙而有三教圣人之书，学者各守其说，莫肯相下，然其究多有阳挤而阴用之者，于是乎五脏六腑之情争扰于门户，役役焉至老死而不得休息，曰吾师故常云尔。而眉山公独能以圆神方致之用，游戏翰墨，谈笑之间，玉堂瘴海，无不等观，生老病死，视如聚沫，盖古今一人而已矣。(79) 钱谦益为张氏所撰墓志，称“君之为古文，曲折倾写，有得于苏长公，而取法于同县归熙甫”，又忆其曾谓“庄生、苏长公而后，书之可读可传者，罗贯中《水浒传》、汤若士《牡丹亭》也”(80)。张氏在上序中也说自己于苏轼“自幼好读其书，多所纂集，废视以来犹能忆其什九”，又为次编年集，其慕苏之意可见一端。而据序言，苏轼以文谐戏，尤其是超然面对穷达甚至生死的态度，显然最为张氏所倾重，被许为“古今一人”。其著可与三教之书并存，这也是其编次苏集的缘起。故用他的话来说，主要的意图在于“与三教圣人之书并存不朽，俾后之知书者有以适其性命之情”(81)。 由张大复慕尚苏轼诗文的心向和编次苏集的旨意推求开去，则还可以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编纂的《东坡禅喜集》和《东坡养生集》两部苏氏选本。 《东坡禅喜集》为华亭徐益孙所辑，“取苏轼谈禅之文，汇集成编”，同邑唐文献序而刻之，继后凌濛初“以其未备，更为增订”(82)。又据凌濛初天启元年(1621)所作跋文，万历三十一年(1603)冯梦桢有吴阊之游，招凌濛初同往，联舟以行，凌以是编相示，冯遂为“点阅”(83)。唐文献在《跋东坡禅喜集后》中述及苏轼和佛学的关联时表示： 子瞻平生熟于荀、孟、孙、吴，晚遇贬谪，落落穷乡，遂以内典为摈愁捐痛之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风流往往相类，而其借禅以为文章，二公亦差去不远。香山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汰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诗歌乐其志，则分明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于生死二字虽不能与维摩、庞蕴争一线，然其谭笑轻安，坦然而化，如其为文章，则铺禅之糟，而因茹其华者多也。(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