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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对宋代诗文尤其是宋诗的重新审视，也不同程度地从复古派后期的一些成员及其追从者那里反映出来。如王世贞在其晚年撰成的《读书后》中评欧阳修文：“欧阳之文雅浑不及韩，奇峻不及柳，而雅靓亦自胜之。记序之辞纡徐曲折，碑志之辞整暇流动，而间于过折处或少力，结束处或无归着，然如此十不一二也。”(17)此言欧阳之文较之韩、柳或有不及，然也有胜出之处，其记序碑志之辞特色尤为明显。而王世贞此前所撰《艺苑卮言》评述欧、苏之文，则以为“其流也使人畏难而好易”(18)，鄙薄之意居多，前后态度相比略有变化。至于他晚年为友人慎蒙所作而人所熟知的《宋诗选序》，涉及对宋诗的评说，尽管根本上未改变其早年确立的抑宋“惜格”的原则立场，认定何景明“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的评语“的然”，为“二季之定裁”，然同时以为于宋诗“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19)，其抑宋的姿态不能不说有所缓和。 又如与后七子阵营关系密切并被纳入其羽翼群体之一“后五子”之列的汪道昆，万历十四年(1586)序冯惟讷《诗纪》云：“愿及崦嵫末光，操《诗纪》以从事，择其可为典要者，表而出之。孰近于风，则曰绪风；孰近于雅，则曰绪雅；孰近于颂，则曰绪颂。如其无当六义而美爱可传者，亦所不废，则曰绪余。降及晚近二代，不可谓虚无人。”(20)对于诗之“典要”择选，主张以风、雅、颂三体作为铨衡准则，同时不废“美爱可传者”，包括“晚近二代”的宋、元诗歌也应在选取之列。如此，较之前后七子大多排斥宋、元两代之作的诗歌取法路数，已大为融通。胡应麟《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诗十六通》书札之八，忆及汪道昆当初嘱其选“古今诗”，所言亦可印证之：“汪司马伯玉尝属仆选古今诗，以《三百》为祖，分风、雅、颂三体隶之。凡题咏感触诸诗属之风，如太白《梦游》等作是也；纪述伦常诸诗属之雅，如少陵《北征》等作是也；赞扬功德诸诗属之颂，如退之《元和》等作是也。意亦甚新。仆时以肺病不获就绪。今司马公已不复作，言之慨然，以其旨不废宋、元。”(21)据上，汪道昆嘱咐胡应麟选诗的原则，与他在《诗纪序》中主张择取诗之“典要”的方法相合，也就是，因为重以《诗三百》风、雅、颂三体为衡量标准，自然淡化了从时代的角度分辨诗歌审美价值之差异的做法，意味着即使为复古派诸子所鄙薄的宋诗乃至元诗，凡合乎风、雅、颂之旨者，自应列入诗选以供祖法，也因此胡应麟以为汪氏所嘱，“其旨不废宋、元”。 在这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李维桢，其生平和王世贞、汪道昆等人多有交往。万历十一年(1583)王世贞作《末五子篇》，将他列入其中；万历十年(1582)前后，汪道昆在徽州创建白榆社，后曾招之入社。特别从李维桢的诗学主张来看，其宗唐意识还十分明显，这或许正是他和王世贞等复古派人士相合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其《青莲馆诗序》云：“诗于唐最盛，而声调气韵类不相远。”(22)即视有唐一代为诗歌鼎盛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其《唐诗纪序》也云：“汉、魏、六朝递变其体而为唐，而唐体迄于今自如。后唐而诗衰莫如宋，有出入中晚之下；后唐而诗盛莫如明，无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昆仑也，汉、魏、六朝龙门积石也，唐则溟渤、尾闾矣，将安所取益乎？”(23)这又是从诗歌发展递变的历史层面，明确以唐诗为标格，不仅指示其在诗歌史上犹如“溟渤”、“尾闾”之盛势，而且涉及唐、宋诗歌盛衰比较的问题，尤其所谓“后唐而诗衰莫如宋”的评判，显在唐人与宋人诗歌之间，划出了审美价值优劣相异的界线。然即便如此，李维桢在看待唐、宋诗歌审美价值之时代差异问题上并未趋向极端化，这一点，特别从他《宋元诗序》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应该说，该篇序文论及宋、元诗歌，并未完全脱却作者以为继唐诗之后宋诗乃至元诗走向衰落的总体判断，如曰：“诗自三百篇至于唐而体无不备矣，宋、元人不能别为体，而所用体又止唐人，则其逊于唐也故宜。”又谓：“就诗而论，闻之诗家云，宋人调多舛，颇能纵横，元人调差醇，觉伤局促；宋似苍老而实粗卤，元似秀峻而实浅俗；宋好创造而失之深，元善模拟而失之庸；宋专用意而废调，元专务华而离实。宋、元人何尝不学唐？或合之，或倍之。”不过，他同时又认为于宋、元诗不可偏废，自言“比长而为诗，亦沿习尚，不以宋、元诗寓目，久之悟其非也”。在李维桢看来，“以宋、元人道宋、元事，即不敢望雅、颂，于十五国风者宁无一二合耶？”也就是说，“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采风陈诗，而政事学术、好尚习俗、升降污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诗者，亦孔子录十五国风之指也”(24)。这无异于在分辨唐、宋诗歌审美价值之时代差异的同时，指述宋诗乃至元诗的价值涵义。 晚明以来凸显的对于宋代诗文的再审视倾向，它所展示的，不啻是在有宋一代诗文评断上出现的变化之势，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当时文士圈在知识接受和精神诉求上要求突破原有畛域的价值观念的某种异动。可以说，晚明文坛“崇尚苏学”现象的发生，与此际反思、质疑甚至颠覆尤其自有明中叶以来为复古派成员及其追从者所主张的有关宋代诗文价值评判之动向，实相呼应，同时也透出崇尚者所执持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关于后者，我们在下文中还将展开讨论。正是在宋代诗文重新得到审视这种特殊的文学背景下，作为有宋文学大家的苏轼，成了文坛聚焦的重点目标，在人们广泛阅读与多重诠释中，其诗文的价值得到重新型塑，它们在古典诗文系统中不同凡常的典范意义也得到了空前的突出。焦竑在撰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刻坡仙集抄引》中云： 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一快也。(25) 作者在《答茅孝若》书札中也曾表示，“仆观唐、宋之文，莫盛于九家，绝非近代词人比也。韩、欧、曾之于法至矣，而中未有独见，是非议论未免依傍前人。子厚习之，介甫、子由乃有窥焉，于言又有所郁渤而未畅。独长公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所谓了于心与了于口与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至子由直谓有文章以来无如子瞻者，真千古之笃论，但未易为俗人言耳”(26)。这意味着在作者眼里，苏轼之文不仅盖过唐、宋诸家文章，而且成为古今文章之冠。如此标置，自然将苏文推向极致，若非出于作者极度的推崇心理，决不至于此。然在晚明文士中间，有近似焦竑这种看法的绝非偶见，如“生平慕说苏子瞻”(27)的黄汝亨，其在《苏长公文选集注序》中云：“六经之文不可与才子文人论，而虚动之宗，冒道尽神，惟《易》为至。千载而下传其妙者，蒙庄、子瞻两人而已。子瞻之文，风行波属，秦汉以来作者第一。”(28)又陈继儒《苏长公小品叙》云：“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数，语及长公，自学士大夫以至贩夫灶妇，天子太后以及重译百蛮之长，谁不知有东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远，则古今一人而已。”(29)所谓“秦汉以来作者第一”、“古今一人”云云，于苏文的评价同样不可谓不高。 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诗与文相比较，其文如其自言犹若“万斛泉源”、“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30)，历来多为人所称道，至于诗则或受人訾议。早者如宋人张戒，他作出的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的断言，显然将苏、黄视为诗风转劣的始作俑者，其理由是“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31)。继后的严羽重以“盛唐诸人”相标格，不满“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尤对苏、黄诗风多有指责，认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直斥苏轼诗风所导致的“殆以骂詈为诗”(32)的影响效应。在复古之士那里，基于反宋诗的诗学取向，其对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诗人多加贬抑。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其于苏、黄诗风的定位，基本延续了张戒、严羽等人的论调，比较苏、黄，其虽以为黄不及苏，但并不表示对苏诗的明确认可，如他又以为：“严又云诗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读子瞻诗，如‘诗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联，方知严语之当。”(33)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论及诗“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34)，上处谓严氏言诗“不必太切”即指此，谓苏诗“太切”，当就其好“议论”、“用事”这一点来说的。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评苏轼诗文的一席话更耐人寻味，如果说其中“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的评语，表明他对苏文情有独钟，那么“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揉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35)的说法，则于苏诗显有微词，无异乎暗示苏氏其诗不如其文。晚明时期随着宋诗更多进入文士的阅读视野，唤起他们的接受兴趣，对于苏诗的认知也出现明显的转向，邹迪光《王懋中先生诗集序》曰： 今上万历之初年，世人谭诗必曰李、何，又曰王、李，必李、何、王、李而后为诗，不李、何、王、李非诗也。又谓此四家者，其源出于青莲、少陵氏，则又曰李、杜，必李、杜而后为诗，不李、杜非诗也。自李、杜而上……无暇数十百家，悉置不问，而仅津津于少陵、青莲、献吉、仲默、元美、于鳞六人，此何说也？青莲、少陵笼挫百氏，包络众汇，以两家尽诗则可。李、何、王、李有专至而无全造，以四家尽诗可乎？三十年中，人持此说，謷然横议，如梦未醒。近稍稍觉悟矣，而又有为英雄欺人者，跳汉、唐而之宋曰苏子瞻，必子瞻而后为诗，不子瞻非诗也。夫长公言语妙天下，其为文章吾不敢轻訾，至于诗，全是宋人窠臼，而欲以子瞻尽诗可乎？后进之士惑溺其说，狂趋乱走，动逾矩矱，以是求诗，诗乌得不日远？(36) 据上序，邹氏本人既不满于世人谈诗追从李、何、王、李诸子的风气，也不满于继后转向必以苏诗为是的变化迹象。除开这一点，他观察到，自万历之初以来三十年这一段时间，出现在诗坛从“必李、何、王、李而后为诗”转至“必子瞻而后为诗”的变易动向。另一方面，邹氏自言不敢“轻訾”苏文，然谓苏诗“全是宋人窠臼”，这也传递出一种苏诗不及苏文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此，谭元春则不以为然，他在《东坡诗选序》中指出，“人之言曰：‘东坡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文净而诗芜，文千变不穷，而诗固一法，足以泥人。’夫如是，是其诗岂特不如其文而已也？虽然，有东坡之文，亦可以不为诗，然有东坡之文而不得不见于诗者，势也。诗或以文为委，文或以诗为委，问其原何如耳。东坡之诗，则其文之委也”。并且认为：“唯东坡知诗文之所以异，唯东坡知其异而异之，而几于累其同。则文中所不用者，诗有时乎或用，文中所有余于味者，或有时不足于诗。亦似东坡之欲其如是，而后之人不必深求者也。”(37)这是说，比较苏轼诗与文，二者虽不相同，然各有特点，所以如此，乃苏氏“知诗文之所以异”而“异之”，并非因为自身诗力不足。这既是在陈述苏诗值得编选的理由，也是在驳正苏轼“诗不如文”的成见。当然，相比起来，陶望龄说苏诗“贯穴万卷，妙有垆冶，用之盈牍，而韵致愈饶”(38)，又谓自己“初读苏诗，以为少陵之后一人而已；再读，更谓过之”(39)，袁宏道甚至以为“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40)，其即使不能说全然言过其实，也难免偏颇之嫌，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形容苏诗“有天地来，一人而已”(41)的奇特，这又不可不谓是在“崇尚苏学”心理驱使下走向的一个极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