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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博、奇诡、率意：对苏轼诗文多面的审美观照 苏轼诗文在晚明时期的流行，尤其是因为“议论”、“用事”或受前人訾议的苏诗也间获推崇，无疑成为此际文坛令人瞩目的一道景观。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苏轼诗文何以在这一时期赢得文士圈如此的青睐，它们究竟在怎样的层面上应合了晚明士人的精神需求和文学趣尚？就苏文而言，有研究者指出，有明一代苏文选本的推出，包括晚明时期各种选本的涌现，与具有功利目的的举业取向关系密切，意在便于士人习得八股制艺文字的写作，为其提供进身之阶(42)。所谓“多采择以裨公车言”(43)的苏文与举业的密切关系固然存在，考察有明一代苏文选辑层出的现象，的确无法忽略这一客观情状。不过，苏轼在晚明时期备受推崇，他的诗文作品不断引发士人阅读、诠释的兴趣并得以大量刊行，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生，则绝不是苏文与举业之间构成的功利关系在起主导性的作用。 首先可以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乃不少晚明之士出于慕尚苏轼的心理，或相比拟，或相引重，多从其品格文章中去发掘与体验彼此精神上的共通。如“公安三袁”的袁宗道，生平“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以至“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44)。不啻如此，“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苏’名”，“室虽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乐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45)。又如袁中道，曾为撰次苏轼先后事，谈及个中意图，以为“子瞻本传所载者，皆其立朝大节。然观人者，其神情正在颦笑无心之际”，于是“取其散见者，都为一本。使其老少行踪，一览便尽云耳。片甲一毛，或犹见于他书者，今未必尽收”，重于记述苏氏生平“潇洒之趣”(46)。他在《龙湖遗墨小序》中则将李贽比作“今之子瞻”，谓贽“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其性无忮害处，大约与子瞻等”(47)。其中对苏氏许重之意，也可见一斑。与“公安三袁”相友善的雷思霈，曾序袁宏道《潇碧堂集》，序中认为“石公胸中无尘土气，慷慨大略，以玩世涉世，以出世经世，姱节高标，超然物外。而泾渭分明，当机沉定，有香山、眉山之风”(48)。曾可前序袁宏道《瓶花斋集》，指出“眉山长公，嬉笑怒骂，无非文章。石公妙得此解，随所耳目，俱可书诵”(49)，则皆将袁氏为人之性行及为文之风格，更多地与苏轼联系起来。再如李贽，称“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自己“时一披阅，心事宛然，如对长公披襟面语”(50)，或曰“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51)，更像是视苏轼为可以交心的前代知己；其《书苏文忠公外纪后》又谓“余老且拙，自度无以表见于世，势必有长公者然后可托以不朽”，于是将友人焦竑视为“今之长公”，声言“天下士愿借弱侯以为重久矣”(52)，可说是借苏轼之品望来标表其友。凡此表明，在不少晚明之士的心目中，苏轼的品格文章俨然成为特立世间、延亘绵远的某种精神象征。他们从自我或他者身上，勉力去感知这位历史人物不同寻常的召唤力，体悟彼此心神相应的精神交汇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轼给晚明士人带来的，更多是切合他们心灵深处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资源。而这一点，也特别表现在他们对苏轼诗文不同层面的体味和解读上。 激发晚明文士圈对于苏轼诗文浓烈兴趣的，首先是在他们看来从苏氏之作流溢出来的宏博和奇诡的抒写风格。还是引王世贞晚年在序《苏长公外纪》时所云：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苏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夫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53) 王世贞特别标示苏轼才识高超而凸显在苏文之中诸如“博”与“奇”的特点，自然表明其本人欣赏苏文的重要理由，同时也似乎在指示一种时代的阅读趣味。这种阅读趣味的滋生，不能不说和晚明时期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联系在一起。在根本上，它指向晚明士人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下趋向活跃、自在、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作为其重要表征而呈示在知识接受上更趋开博、益求奇颖的新特点。在这方面，苏氏诗文正可谓切合这种时代的阅读趣味、知识接受要求及满足其中的精神诉求。就此，如焦竑《刻苏长公集序》也指出，苏文“神奇出之浅易，纤秾寓于澹泊，读者人人以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学识，方为吾用之不暇，微独不为病而已。盖其心游乎六通四辟之途，标的不立，而物无留镞焉。迨感有众至，文动形生，役使万景而靡所穷尽，非形生有异，使形者异也”(54)。其无非认为，苏文既有他人“所不能言”之奇拔，又有游心通途、“役使万景”之博敏。而焦氏《东坡二妙题词》针对苏轼文风的一番评述，同样透露着相关的信息，如他以为“坡公之妙”不尽在“论策序记之文”，“其流为骈语、佛偈、稗杂、谐谑，莫不矢口霏玉，动墨散珠”，“盖公天才飙发，学海渊泓，而机锋游戏，得之禅悦，凡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一入坡手，无不跃如”，于是“模山范水，随物肖形，据案占辞，百封各意”，“嬉笑怒骂，无非文章，巷语街谈，尽成风雅矣”(55)。这不仅是说，苏轼才力不凡，学识渊深，善于描摹成文，也是说，苏文因此显得博洽而新奇，触处皆是，出手非凡，不拘于为文之常格。与此相关，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叙》品评苏氏“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之笔记文《志林》，则认为“其间或名宦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56)。以上评语显然还主要是就《志林》一书记述博杂、奇致纷出、情状毕具的特点来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