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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苏文，此际一些文士涉及苏诗的论评，也特别注意显现其中的出奇善变的抒写风格。如声称“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的袁宏道，曾将苏诗和李白、杜甫诗作比较，在《与李龙湖》中提出“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57)；在《答梅客生开府》中又对比李、杜诗歌，以为“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无非情实”(58)。有关苏诗与李、杜诗的联系，苏辙就曾以为，苏诗“本似李、杜”(59)，而于杜诗尤多习之。苏氏本人称“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60)，可见其于杜诗之倾心。王世贞晚年所撰的《书苏诗后》，谈及苏诗和杜诗的问题，指出苏氏“见夫盛唐之诗格极高、调极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尽变，故独于少陵氏而有合焉”。虽然王世贞也肯定苏诗于杜诗“当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但由于重以杜甫乃至“盛唐之诗”格调相铨衡，因此他同时又直言，“所以弗获如少陵者，才有余而不能制其横，气有余而不能汰其浊；角韵则险而不求妥，斗事则逞而不避粗，所谓武库中器，利钝森然”(61)。这是说，苏诗虽习学杜诗而终究突破杜甫的诗格，流于逞才使气、粗豪诡异之弊，故不及杜诗。比较起来，袁宏道则认为苏诗对于杜甫乃至李白诗歌的变异，正是其突出之处。显然，对比杜诗之“高古”，他更欣赏苏诗之“超脱变怪”。在其看来，苏诗这一善于奇变的风格特征，既超越了“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62)的李白，又胜过“唯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的杜甫，甚至也因此立于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境地。 从另一方面来看，晚明士人接受苏轼诗文兴趣的激发，又多得之于苏氏文章中率意而出、灵动自如的抒写风格。毫无疑问，苏轼生平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63)其既指涉关于文章抒写的一种理想的审美要求，也即近于评谢举廉之文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64)；同时，又是对一己之文臻于这一理想之境所作的自我评价。无论如何，一种率意为之、行止自由、脱却定式的文章表现之道，显然是苏轼本人孜孜以求的。晚明文士圈对于苏文的表彰，多关涉于此。黄汝亨《苏长公文选集注序》云： 佛印师有言，子瞻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一点尘气。夫惟以万卷之贮，而行无一点尘气之笔，故无者可有，有者可无，多者能少，少者能多；随性效灵，驱役千古，如淮阴之将兵，邓林之伐材，恣其所取，而从横左右，无所不宜。故按于事而后知使事之妙，解于书而后知用书之妙。览天地知圜方，历山川知纡曲。学者诵习子瞻，而不知其学问所贮，神智所繇，益与搏虚蹑影何异？岂惟不解实事，并其所谓虚动之妙，亦未解也。(65) 据黄氏所见，苏文多有其“妙”，甚至因是成“秦、汉以来作者第一”，且为“异代同宝”，离不开其本人“学问”的积贮与“神智”的驱使，故能“随性效灵，驱役千古”，无所拘牵，一任己意出之，纵横自如。看得出来，序者企图解释苏文之能恣意为之所拥有的知识底蕴和个人才智，与此同时，也表达他对苏文这样一种超卓抒写风格的倾赏之心。再看袁宏道《识雪照澄卷末》所云： 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儿弄丸，横心所出，腕无不受者。公尝评道子画，谓如以灯取影，横见侧出，逆来顺往，各相乘除。余谓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鸟迹，如水面风痕，有天地来，一人而已。而其说禅说道理处，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谓吴兴小儿，语语便态出，他文无是也。(66) 袁氏在褒扬苏文之际，也一语道破其间或“说禅说道理”的“作意”之失，而这一点在他看来，实系苏文未能脱尽宋人习气所致，如他在《德山麈谭》中又云：“东坡诸作，圆活精妙，千古无匹。惟说道理，评人物，脱不得宋人气味。”(67)但认为除此，苏文尚不缺乏“横心所出”之作。至于苏文何为“作意”，何为“横心”，袁宏道乃分别举苏轼前后《赤壁赋》为例加以说明，他以为：“前赋为禅法道理所障，如老学究着深衣，通体是板。后赋直平叙去，有无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尔饤饾，欢笑自发，比特地排当者其乐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语言道绝，默契而已。”(68)于二赋的取舍之意，显而易见。由袁宏道对苏文得失的指点不难见出，引发他对苏文另眼相看的，无外乎是凸显其中率意所成、无由造作、挥洒自如的抒写笔调，其犹如“晴空鸟迹”和“水面风痕”，自然而作，灵动而出，这显然相对合乎袁宏道所强调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抒写原则。可以想见，对于力主这一抒写原则的他来说，自然更愿意去体味苏文“横心所出”的独特意趣，更容易去演绎与之有着某种审美共识的表现风格。就此而言，袁中道在《答蔡观察元履》中为人熟知的一段陈述，可与袁宏道上述之言互相参照，其曰：“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69)联系前后文意，其之所以将苏文区分为“小文小说”和“高文大册”而属意前者，主要还不是因为二者比较起来“小文小说”体制相对短小的缘故，而在于这些“小文小说”多为作者“率尔无意”所出，往往有“神情”寄寓其中，不同于刻意为之的“庄严整栗”之作，因而令人爱之。由是，袁中道对于苏氏“率尔无意”的“小文小说”的表彰，实近乎袁宏道重苏文“横心”而非“作意”所出之意。 可以说，无论是倾心苏轼诗文宏博和奇诡的风致，还是以“随性效灵”或“横心所出”来看待苏文中率意而出、灵动自如的情韵，从根性上究之，乃和晚明时期趋于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相联结，实从不同层面折射出这一时期在士人中间逐渐扩张开来的注重自我或个性表现的价值取向。在明代历史上，晚明社会以其思想文化的剧烈异动和裂变而为人所瞩目，这种异动和裂变在士人精神归向上具体之显著表现，即是极力标立适于自我的特立独行，专注一己之性情的表达。如李贽自言“其心狂痴，其行率易”(70)，袁宏道秉持以“率心而行”(71)、“任性而发”(72)为尚的主观立场，自是典型之例。正是在这种重自我或个性表现的时代精神诉求主导下，苏轼诗文的审美价值为一些晚明之士重新发掘并不同程度加以放大，苏氏凸显在其诗文中的一己之学识、才智、性情，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宏博奇诡与率意自然的抒写风格，更与他们的主观需求相契合，也因此被目之为“横口所发，皆为文章；肆笔而书，无非道妙”(73)这样一种更能表现自我心智与性情的文学书写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