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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余说 唐五代笔记，存者以及佚而可辑者逾百种，其文献来源差别很大。如《大唐新语》、《谭宾录》等以国史实录为依据，《北梦琐言》部分取资五代实录，均较翔实；《次柳氏旧闻》录柳芳述高力士所谈，《戎幕闲谈》、《嘉话录》叙李德裕、刘禹锡所谈，《尚书故实》录宾护尚书(今人考为张彦远)所谈，《贾氏谈录》记贾黄中所述，也都来源明白；赵璘《因话录》录平生见闻，李浚(李绅子)《松窗杂录》录前辈所谈，可说渊源有自。范摅似乎没有机会接触上层公卿，他的叙述主要来自道听途说。《云溪友议》喜谈名人轶事，但全书中没有他直接参与的痕迹，即便在他已经成人且发生在越州的文人聚会，他也不曾忝列。仅有的两次接触当事人的叙述，也是在多年以后。从史学征信的立场上来说，他的著作确实大可怀疑，从文学传播视角，则有特殊的价值。 唐诗写成后传向社会，是通过各种途径为各社会层次的人们所阅读、所诵习、所歌唱、所谈论。尽可能忠实于原貌的文本传抄和书写，当然是最重要的途径，唐诗能有五万多首存留至今，且大多能够忠实于唐时的原文，首先应归功别集与总集的编纂和写刻者。但更广泛的社会传播，所谓妇孺童稚得以理解的层面，则要复杂得多。从敦煌、吐鲁番学郎诗的抄写，和长沙窑瓷器题诗，我们看到民间对诗要求尽量通俗易懂、切合日常生活的同时，至于保留作者的归属，保持诗作的原貌，实在没有多少兴趣。甚至可以说，诗歌走向社会，文本就处于动态的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中，其作者的归属也因为不断地流动而产生歧义。此外，乐工之采诗入乐，民间歌人之翻曲传唱，扩大流传的同时，也对诗歌文本作了大量的加工。在《云溪友议》中出现的李龟年、盛小丛、刘采春、周德华等，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他们传唱当代名公的诗作，具体到哪位名公，有那么重要吗？他们根据历来乐工的传说记下李白、杜甫或王维的诗歌，有责任一定要推究史实保证不误？当然没有必要。范摅所载许多张冠李戴的作品，很多也即因此沿袭下来。 此外，除如前述李频诗误归李明远之个别情况，文学传播中另一常见状况是无名诗作传为有名诗作，小家诗传为名家诗，到明代还有男性诗传为女性作，《云溪友议》包含许多这类的个案。诗人写诗也如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数情况下是波澜不惊、风平浪静的，除非突然的变故，一般很少有大的曲折。但是在民间传播中，男女情事永远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名人曲折风流的故事，名篇惊心动魄的本事，当然会更多地吸引读者去关心和了解。从《云溪友议》到《本事诗》到《鉴诫录》，都对此类故事抱有浓厚的兴趣。范摅的经历既如前述，《鉴诫录》作者何光远仅担任普州军事判官，又对神仙故事抱有浓厚兴趣，孟启的官职和学识层次稍高些，对诗事趣闻的记录方面有眼光的不同，兴味则是一致的。有学术考据癖者如我，总希望清除雾障廓明真相，无论诗人的生平、诗歌的文本或写作之寄意，无不如此。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说，文学在传播中变化、讹误、派生故事、出现新解，甚至改动得面目全非，不也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吗？只要学者有区别分层次地来说明解释这些现象，当也可获得无穷的乐趣。 《云溪友议》把这些文学变形中的复杂现象记录下来，我们利用各类文献追索真相，得以部分地恢复真相，看到衍讹的痕迹；或者还有更多的目前还无法清理的记录，只能暂时存疑，等待新证。“司空见惯”、李龟年等，不妨都搁一搁。 (本文写作中曾参考唐雯博士待刊书稿《云溪友议校笺》，谨此鸣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