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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汇报演出后创建了《刘三姐》创作小组，组织力量下去采风，把最好的山歌，优美的民歌曲调收集起来，用到《刘三姐》里去。创作小组成员到阳朔、桂林、宜山等地采风，并搜集刘三姐诗文、山歌、传说等文字资料。创作组从民歌手中采集到大量当地流行的脍炙人口的民歌，如“现在人家也会唱，还是刘三姊妹传”以及民国初期的禁歌等，后来它以“对歌”“禁歌”情节出现在《刘三姐》剧本，“刘三姐形象更美，立意更高了”[33]，创作组学习写山歌，努力做到鱼目混珠，他们更多是把搜集来的民歌挪移或者拼接使用，这在曾昭文的回忆中提及到在《刘三姐》的创作中运用大量之前搜集的民歌，所以其中民歌的创作极其类似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中信天游的运用。尽管所创作的有些山歌生硬、简单，如刘三姐与三秀才的问答歌，后来多被诟病，但刘三姐山歌的影响至今犹存。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刘三姐》第三方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汇演中大获全胜，“《刘三姐》这出戏的创作和演出，变成了规模宏伟的群众运动”，据相关报道，“全区已经有一千二百零九个文艺单位共五万八千多人演出了包括十一个剧种的‘刘三姐’，观众达一千二百万人次，占广西人口的60%。在演出单位中，业余性质的占92%。百色、柳州两个专区平均每一百人、两百人中就有一个参加过‘刘三姐’的演出。”[34]《广西日报》和《柳州日报》全文登载剧本，后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发行27万余册。之后自治区党委成立了改编小组，于1960年6月完成了民间歌舞剧《刘三姐》，并在彩调剧的基础上改编了电影《刘三姐》，刘三姐传说辐射进入了戏曲、歌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尤其是歌舞剧和电影将“刘三姐”进一步推向全国，它的艺术形式和传播空间发生了转换。不同艺术形式与编创展示了民间文学资源在文化资本转化中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取向。但是文学审美话语并不先在地排斥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文学叙事也并非必然丧失其审美价值。伊格尔顿认为：“政治和美学、品德和美之所以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因为快乐的行为是成功的领导权的真正标志。”[35] 刘三姐(妹)传说的两广地域空间转换为广西壮族生存地域，审美主体则从自在的民众变为经过意识形态改造或整合的“工农兵”以及市民、知识分子等。民间传说中的情节也被进一步编创，刘三姐作为国庆献礼剧目，“因为我们觉得，除了要反映现实生活斗争和发掘整理优秀传统外，把有高度人民性的和有着浓厚地方色彩的民间传说发掘出来，也是符合这一方针精神的。”[36]根据吉登斯的说法，时间与空间在无产阶级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37]。所以作为国庆献礼，《刘三姐》剧目的情节必然纳入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刘三姐兄妹矛盾和刘三姐与教书先生的仇恨就不能纳入情节体系，而只有歌颂劳动人民憎与恨的情节可以纳入全国的政治情形，阶级仇恨是全国认同与审美的共同点，其作为主要情节和矛盾冲突必然被各种文艺形式所采纳，而成仙则被编撰为鲤鱼升仙，采用当时革命浪漫主义以及喜剧结局方式，避免成为神怪剧，“神话剧”或“神怪剧”在当时戏剧改革运动中是个新的课题，要求将戏曲中大量的神仙鬼怪去除，如当时要求将《白蛇传》《天仙配》等变为人情戏。所以传说中刘三姐(妹)成仙的传说在此被理想化或时代化处理。 歌舞剧和电影《刘三姐》推出后，何其芳、贾芝、蔡仪、陶阳、鲁煤 等从民歌、民间传说、戏剧、文学、影视等领域在《诗刊》《文学评论》《剧本》等刊物发表评论与研究文章，并召开《刘三姐》座谈等，不同学人从民间文学、戏曲艺术、文艺理论等视域对这一文学成果进行了评析，他们在评论中将其视为“新的人民文艺”的成果。 “刘三姐”从民间传说，发展到彩调、歌舞剧、电影等多媒体，多艺术形式展示与呈现，这一过程恰是民间文艺、通俗文艺、作家文艺交融发展的过程。20世纪初期，平民文学、民众文化被学界重视，希冀从中寻找改变士大夫文学(或称为“死文学”)的体系，民众的通俗文艺成为焦点，“凡是历代文学之新花样子，全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假使没有老百姓在随时随地的创造文学上的新花样，早己变成‘化石’了 ”[38]。胡适从文学来源的角度，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高度评价和肯定平民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演进的推动作用，突出平民是中国“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主体，从语言到文本冲击了中国的文学认知与制度。之后顾颉刚、杨荫深等都从文化和文学分层的角度撰文著书，民众文学与文化，包括民间文艺与通俗文艺，处于了重要位置。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不安，文学也处于变动与重组中，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被以宪法的形式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发展呈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层面，文学领域则是要逐步确立并完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人民的文学”，在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各种文学力量均被纳入文学体制，在文学领域逐步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功效极为突出，它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场域，同时也极大地干预民众生活。由于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学经验，民间文学成为新的人民文学的基础，但是此处的民间文学已经改变了她的口头传统性质，而转换成书写样式的文学之一。而书写是“社会形塑(shaping)的结果。他注重社会形塑书写的多元途径，强调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探究社会权力与书写的关系，尤其关注现代国家建构、教育体制、认识论等因素对书写的影响”[39]。另外一定程度借鉴和使用了民间文艺对民众生活的干预及其功能，即使当下文学依然在思考“民众的文学如何在人民自己的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认可和实现”[40]。 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以民间文艺为基点，打破了传统文学视域和壁垒，“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渐消泯”[41]，“有些文章，看来不符合任何文学体裁的‘规格’，但是却有着结实的生活内容和强烈的感人力量，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看成是最有力的文学作品”[42]，民间文学、通俗文艺、作家文学被熔铸于“人民文学”之中，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如果只将其视为民间、通俗或者精英文学某一领域的成果来看，则难免都有缺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