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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胜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西汉“诗”学流传至今的著作不多，《韩诗外传》和《焦氏易林》(以下简称《易林》)是迄今为止保存比较完好的两部，《韩诗外传》属于韩诗派，《易林》属于齐诗派，亦杂取诸家之说。《韩诗外传》成书在西汉初年，《易林》成书于西汉末年，二者时间相距上百年。通过涉诗语料的比较，有助于了解《易林》引诗的特征，以及西汉“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势，对于西汉“诗学”发展脉络的认识能从模糊走向清晰，本文试对此略作梳理。 一、涉诗篇目重心从“雅”“颂”到“风”“小雅”的转变 汉初《韩诗外传》解诗，从所涉的篇目上看，据笔者统计，风诗为21首，雅诗为41首，其中小雅22首，大雅19首，颂诗为8首。《易林》引诗的情形与之有较大差异，引诗涉及篇目广泛，风诗为68首，远远超过《韩诗外传》的引诗篇目数量。《易林》在雅诗的征引上，与《韩诗外传》的数量相差无几，为48首，小雅35首，大雅13首。援引小雅的数量明显高于《韩诗外传》。颂诗的比重却较之《韩诗外传》还要少，仅5首。总体上呈现出：《韩诗外传》重雅、颂，而《易林》重风、小雅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各自产生的诗学背景外，二者的编撰义例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韩诗外传》编撰以阐发诗旨为中心，《史记·儒林传》记载：“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一首诗歌，《韩诗外传》反复从不同角度予以解说，升华，其中，雅、颂诗，涉及国家事理，往往从正面肯定歌颂，因此受到《韩诗外传》的青睐。重雅、颂也是汉初经师解诗的共同取向，这从《毛诗序》关于雅、颂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传的界定以诗的政治功能为立足点，充分肯定雅、颂的社会作用。《诗经》雅、颂类诗的政治功用也确实如此，远比风诗鲜明，《毛诗序》对风诗的定义是：“《风》，风也，教也。”从教化人手，虽仍不失政治功能，但肯定程度已经大打折扣。《毛诗序》对雅、颂的推崇和《韩诗外传》解诗重雅、颂的文本实践可以相互贯通，体现的都是汉初经师推重雅、颂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东汉末年依旧存在，如，郑玄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易林》衍易而作，爻辞编撰讲求象征，和风类诗歌的比、兴手法接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比、兴是借助他物来表现所咏之物，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而又有迹可寻。和《易》学的象征手法相仿，尤其是兴，闻一多先生认为，由于《诗》有兴，《易》有象，“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诗经》中风和小雅擅长用比、兴手法，大雅和颂则相对逊色，如，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依据“毛诗”作了这样的统计：“《毛诗》注明‘兴也’的共116篇，占全诗(305篇)的38%，《国风》160篇中有兴诗72，《小雅》74篇中就有38，比较最多；《大雅》31篇中只有4篇；《颂》40篇中只有两篇，比较最少。”① 朱先生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相似的统计还见于南宋吴咏的《困学纪闻》。《诗经》的比、兴事物和所表达的内容关联，取相似之处，通过想象的纽带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隐蔽而含蓄。《易林》是衍《易》作品，《系辞》称《周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韩康伯注：“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易林》爻辞也是“先言他物”，是“以彼物比此物”。“比、兴、象征的共同特点是不尽言、不直言、不明言。”②故林辞取象着眼于象征含义时，更多地倾向于对风诗及小雅诗的选择。 《韩诗外传》征引雅、颂诗篇，编撰重在阐释盛德，与《易林》重象征义的区别是明显的，这从两书对相同诗句反复的解说运用情形中也可以看出。《魏风·伐檀》的诗句“不素餐兮”，《韩诗外传》有两章谈及，分别出现在“商容辞三公”和“李离自拘请罪”的故实中，商容对于“素餐”采取的方法是固辞，面对武王的三公之请，商容说道：“吾尝冯於马徒，欲以化纣而不能，愚也。不争而隐，无勇也。愚且无勇，不足以备乎三公。”③这是采用贬低自己的方式推却武王的任命，坦言能力不够而无法担当三公的重任，符合不素餐的宗旨。另一处引用“不素餐兮”，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过听杀人，自拘于廷，请死于君。……曰：“政乱国危，君之忧也；军败卒乱，将之忧也。夫无能以事君，闇行以临官，是无功不食禄也。臣不能以虚自诬。”遂伏剑而死。君子闻之曰：“忠矣乎！”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谓也。④ 这段叙述的是李离错误判刑，是偏听偏信所致，因而深感自责，选择自缚到晋文公面前请罪，文公爱惜其才，不愿治罪。李离最终以国家为重，自刎而亡，表示出维护法律公平的决心和尊严。《韩诗外传》引“不素餐兮”，从“一辞一请”两方面展开，围绕诗句的含义选择相应的故事，所述故事为引诗服务，以诗的含义为中心串联，再现和凸显了两位可歌可泣的丰碑式人物，《魏风·伐檀》“不素餐兮”诗句，《易林》化用为“悬貆素餐，居非其官”，复现多次，相关爻辞如下： 悬貆素餐，居非其官。失舆剥庐，休坐徙居。(《乾》之《震》、《中孚》之《睽》) 悬貆素餐，居非其任。失望远民，实劳我心。(《谦》之《坎》) 三首爻辞字句略有差异，首两句象征的都是处位不当之义。之所以能出现多次，是因为《易林》爻辞的编撰一定程度上受到卦形的制约，爻辞依傍卦形的象征含义而设。《乾》卦上乾下乾，《震》卦上震下震中互坎，《乾》之《震》是以震易乾，《说卦》称：“乾为君，为父，震为长子，坎为隐伏，为陷”⑤，乾变而为震，乾体隐没不见，属于父变子，地位下降的不当之象。《谦》卦上坤下艮，《坎》卦上坎下坎，《说卦》称：“坤为母，坎为子，为隐伏，为陷”⑥，《谦》变而为《坎》，坤体没而不见，属于母变子，同样是居位不当之象。《中孚》卦上巽下兑，《睽》卦上离下兑中互坎，《说卦》：“巽为长女，兑为少女，坎为隐伏，为陷”⑦，《中孚》之《睽》，巽体隐没，变而为离，属于长女变中女，亦是居位不当之象。三则卦形变动经卦的基本象征义都是由高变低，由长变幼之象，这违背由低到高，由幼小到成熟的发展规律，属于同类卦形，暗含阴阳变化不当之义。诗句“悬貆素餐”原指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拥有大量的粮食和猎物的人。“居非其官”和“居非其任”承接首句，指处位不当之义，后两句是对前两句的引申。由“悬貆素餐”衍生出的处位不当之义和《易林》卦形的象征含义吻合。卦形具有同一象征含义，故撰者用相同诗句相系。这种以卦象的象征含义为中心构建的爻辞，於所引诗句本身的含义没有改变和拔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