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画日子
倪萍画作《最长的三里路》
最长的三里路
一生中走过很多路，最长都走到了美国的纽约，可记忆中走不够的却是从崖头长途汽车站到水门口姥姥家门口那条三里长的小路。
从一岁到三十岁，这条路来回走了一百多趟，走也走不完，走也走不够。
第一次单独走，也就六岁吧。
六岁的我，身上背了大大小小一群包，胳膊挎的、胸前挂的、背上背的、手里拎的全都是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被包包围着，远看就像个移动的货架。
包里装的没有一件是废物，对于居家过日子的姥姥来说全是宝。肥皂、火柴、手巾、茶杯、毛线、被单、核桃酥、牛奶糖、槽子糕……最沉也最值钱的是罐头，桃的、苹果的、山楂的……口袋里被母亲缝得死死的是钱，这一路我不知得摸多少回，生怕丢了。
每次到了家门口，姥姥都会说：“小货郎回来了。”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转向别处，听声音就知道她哭了。先前姥姥说滴雨星，后来我说下雨了。
六岁到九岁这三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姥姥会哭，九岁之后就懂了。
三里路，背了那么多包，按说我是走不动的，可我竟然走得那么幸福、那么轻盈，现在回想起来还想再走一回。只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有的是对姥姥不变的情感。后来的很多年里，包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再后来就干脆背着钱，那大包小裹的意思没有了，七八个包往炕上一倒，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一炕的那份喜悦没有了……
那时候，到了崖头镇，挤下长途汽车那窄小的车门，得好几个人帮我托着包。有几次我都双腿跪在了地上，瞬间又爬起来，双手永远护着那满身的包，起来还没忘了说谢谢。
也常听见周围的人说：“这是出外的女人回来了！“他们没看清楚被大包小包裹着的那个高个子女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背着包的我走在崖头镇的大道上，简直就是在飞。但快出镇口的时候，我的步子一定是放慢的，为了见见彪春子。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女人，常年着一身漆黑油亮的棉袄棉裤流浪在街头。用今天的话说，彪春子就是一个“犀利姐”，全崖头镇没有不认识她的。老人们吓唬哭闹的孩子常说：“让彪春子把你带走！”小孩儿们立马就不哭了。但同是小孩子的我不仅不怕她，在青岛上学的日子还常常想念她、惦记她。
八岁那年，又是独自回乡，我在镇北头遇见她了。彪春子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走近才知道她是向我讨吃的。七个包里有四个包装的都是吃的，可我不舍得拿给她。彪春子在吃上面一点儿也不傻，她准确无误地指着装罐头那包说：“你不给我就打你！”
我哭了，她笑了；我笑了，她怒了。
没办法，我拿出一个桃罐头给她。聪明的彪春子往地上一摔，桃子撒满地，她连泥带桃地吃一嘴，你这时候才相信她真是个傻子，连玻璃碴儿吃到嘴里都不肯吐出来。很多年后我都后悔，怎么那么小气，包里不是有大众饼干吗？
见了三里路上第一个想见的人彪春子之后，就快步走了，直到想看看“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丁子山，我又慢下来了，舍不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高的山崖层层叠叠绿绿幽幽，几乎没有缝隙地挤在一起，山下是湍急的河水，一动一静，分外壮丽。再往前走到拐弯处是一个三岔口，从东流过的是上丁家的水，从北流过的就是水门口的水了。从没见过黄河的我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大的河了。走到这儿我更是舍不得走了，常常一站就是几分钟，看那些挽起裤腿提溜着鞋袜过河的男女老少，有的站不住会一屁股坐进水里。这番景象是我心中说不出的乡情。
再往前，我的心和脚就分开了，心在前，脚在后，就像在梦里奔跑，双腿始终够不着地。
三岔口往前走两分钟是水门口最大的一片甜瓜地，清香的瓜味牵引着你快飞过去。
“小外甥，回来啦？先吃个瓜吧，换换水土！”
看瓜的叔伯舅舅几乎每年都招呼我在这儿歇会儿，有一年他根本不在，我却也分明听见喊声。依旧是那个老地方，依旧没卸掉身上的七八个包，依旧是不洗不切地吃俩瓜，然后站起来往前走。你说是那会儿富裕还是今天富裕？从来没付过瓜钱，也从来不知道那大片的瓜地怎么没有护栏。
水门口的河道不宽，两岸远看像是并在一起的。夏天河床上晾满了妇女们刚洗完的衣服，大姑娘小媳妇举着棒槌，捶打着被面，五颜六色真是怪好看的。用不上一百米我就能看出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通常我不认识的都是些这一年刚过门的新媳妇，剩下的基本都能叫出名字。我一路叫着舅妈、喊着舅姥地快速走过她们，因为这条路离姥姥家也就一百多米了。
这一百多米的路实际上是水门口村果园的长度，这里的苹果树树枝和果子基本都在园子外。谁说“一枝红杏出墙来“，分明就是“棵棵苹果关不住“。
最后的十米路是姥姥家的院子。先是路过两棵苹果树，每次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喊姥姥，等走过了长满茄子、辣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嗓子里堵满的都是咸咸的泪水。
三米的菜地恨不能走上三分钟，绊倒了茄子，撸掉了黄瓜……红的柿子、绿的辣椒姥姥全都没舍得摘，就等着我这个出外的城里人回来吃。欢呼啊，豆角们，欢笑啊，茄子们，满眼的果实，满脸的笑容。
一个梳着小纂儿的姥姥出来了，我的三里之路走到尽头了。
我到家了。
北京的爷
上了出租车我就跟师傅说：“前面红绿灯往右拐。“说了三遍,师傅也没应声。
“师傅，你睡着了？”
“死了。”
妈呀，一具尸体拉着我满街跑。
“在昆仑饭店这儿堵一上午了，这车就没动乎，我都快睡着了。大街上跑的全是送礼的车。”
“快过年了嘛，可以理解。”
电话响了。
“眼珠子是摆设啊？没看见水池子上有条带鱼？……怎么不够？剁五段，我吃两段，儿子吃一段，头尾你一收拾，焖上一锅大米饭。……买什么黄瓜，这几天齁贵的！”
电话挂了。
“师傅，你爱人的电话吧？她也开车的？”
“全职太太。”
我倒吸了一口气。做得起全职太太的，丈夫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至少一个人可以养活全家呀！
“那你一个人挣钱挺辛苦吧？一天在车上多久？”
“十二三个钟头吧。”
“哦，那不容易！”
电话又响了。
“二十八再买。……贵也得买啊，今年多买！那脆黄瓜一咬，满车清香，想困都睡不着了！今年要是跟去年一样再下雪，七八个钟头都到不了，多备上点儿，五斤差不多吧。……你愿意吃柿子可以买俩，我不吃，齁酸的。……儿子吃黄瓜！”
电话又挂了。
“师傅，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七八个小时？”
“内蒙，丈母娘家。哥们儿年年去，十六年了，一年也没落下。”
“你对丈母娘不错呀！”
“嘿，人家把闺女给咱了，一年就见这么一回，还不麻利儿的！老太太好几个闺女，就我们这么远。咳，老太太就喜欢我们家这位，打从小年老太太就盼，好吃的恨不能给我们留上一年。”
“也挺好，在内蒙过年比在北京有意思吧？”
“忒有意思了！那大锅里煮一块羊肉就够全家十来口子吃的。”师傅双手松开方向盘比划着。天哪，比风挡玻璃还大，真夸张。
“那才叫吃肉呢！一天三顿酒，早起我丈母娘就把酒烫上了，喝得差不多了在热炕上眯一觉，舒坦！逮空我就在院里点上挂鞭，噼里啪啦一响，热闹啊，旺兴啊！
“没事我就拉着老太太出去转，一里的路我也开上车，显摆呀！车不咋地，可那是村里独一份！见谁我丈母娘都叫停车，不管去哪儿都拉上人家一段，坐坐北京的车啊！
“有一回我拉上了八个人，跑了五里路都不知人家要上哪儿，反正就瞎跑呗！”
“那你得打表啊！”我逗师傅。
“这哪是咱北京人干的事儿？得装阔气，北京爷嘛！”
“你丈母娘特为你骄傲吧？”
“不是我丈母娘骄傲，是我媳妇骄傲。嗬，那几天对我那好啊，小眼都眯成一条缝了，扒都扒不开！”
“那在北京她对你不好啊？”
“必须好啊！只要我进了门，她就啥也不干，全伺候我了。别看我在外头是孙子，在家里绝对爷！这不，买个菜都得问我。”
“那你老婆挺幸福的，这么年轻就不工作了，全职太太。”
“行吧。我一天多干俩小时就让她全职了。一女的起早贪黑的上什么班啊，齁累的，还得管孩子学习。这全职太太多好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
电话又响了。
“就这么点屁事，费多少电话钱，挂了！”师傅语气很霸道。
“对媳妇够横的啊？”
“她没啥事，就是想听听我声儿，黏人！”
我半天无语，一直看着师傅的后脑勺，脑袋里满是胶。黏人，多幸福的一对儿啊！这不也没比那些大企业家们差哪里去吗？不也是一言九鼎的老大吗？这不也是家里藏着个幸福的妻子吗？不就是挣的钱小数点点得不在一个位置上嘛，重要吗？不也是一日三餐吗？不也得过年走亲访友吗？
“师傅，你们家那条带鱼多大呀？还能剁出五段？”
“一看你就没吃过带鱼！带鱼越小越好吃，那大带鱼肉都忒面。”
“你怎么得吃两段？一般是儿子多吃。”
“嘿，他们又不开车，我们家靠我挣钱呢！”
“那你一月能挣多少？”
“说实数说虚数？”
“当然实数了。”
“刨去交公司的，刨去油钱……”
“再刨去三顿饭钱？”
“别价，我天天家里吃，我媳妇顿顿给我做呢，那热乎乎地吃上一碗，怎么也比盒饭强！
我媳妇该怎么论怎么论，对我那是百分百！一星期饭不带重样的，就三顿面都不一样，早上酸汤面，中午抻面，晚上捞面，那吃不够啊！绕路我也顿顿回去，吃了饭顺便看眼媳妇，这一天我舒坦，她也高兴！人不就活这俩字吗？”
有多少人真正明白活着就是“高兴”这两个字值钱？师傅算弄懂了吗？
我快下车了，竟有些恋恋不舍，师傅的幸福很黏人。
师傅提前把计价器抬起来了，我说：“别，还得几百米呢！”
“打印票忒慢，耽误工夫。我这会儿还得上我妈那儿躺会儿。”
“累了吧？”
“不是。这不要上内蒙过年吗，年前多去几趟我妈那儿，老太太心里不是舒坦点儿嘛！事儿多着呢，下午还得去稻香村买点心。跟你说吧，年年回内蒙，我这车都跟货车似的，后备箱恨不得都盖不上。”
“都拉什么好货啊？”
“二锅头、粉丝、酱鸡架、烤鸭、排叉？.什么都有，这不老太太看着高兴吗！”
高兴。
回家我高兴地画了这幅画。（本文摘自《倪萍画日子》，倪萍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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