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旗手，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我记得他写唐兰先生上词选课，主要讲《花间集》（只认此为词之正宗？），以下不讲。讲呢，也“只是打起无锡腔，把这一首词高声吟唱一遍，然后加一句短到不能再短的评语。‘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就算讲完了。当年我读到这里，羡慕得有些冲动，就想，哪一天有机会写汪曾祺，最好也能这么来一下——“《受戒》，好！《跑警报》，好！《七里茶坊》，好！”就这么结束一篇文章。
    可惜，除了约朋友编过一本《世相中人》，写过一篇很理论的跟汪曾祺有关的文章，对自己要说的那个好，一直都没有机会感叹出来，简直都要坐下病来。治病救己，尽管没法模拟唐兰先生的好风姿，那用不多的文字来想想，也是好的吧。
    高中的时候，我在县城上学，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一篇汪曾祺的文章，就此念念不忘，经常对人说起。一个有心的同学，后来就托自己在省城工作的姐姐买了一本《汪曾祺作品自选集》送我——这是我自高中留到现在的惟一一本书。在这书里读到《受戒》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汪曾祺是高邮人，也不知道那里其实属于一个宽广的区域叫做里下河，只觉得小说纯粹是一派天籁。那明净的地方，稠密的烟火，淳厚的人心，像是经过世外甘霖的冲洗，明明亮亮、净净爽爽。情窦初开的明海和小英子，满腔的爱意清清澈澈——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我们都隐隐约约知道，这美善得不像人间的日子必将结束，因为岁月会来、灾难会来、污浊会来，沈从文《长河》中写到的那个“来了”会来。汪曾祺当然也知道，不然小说的最末尾也不会出现“写43年前的一个梦”吧？甚至，在1980年写下这个小说的时候，他43年前隐约感知的几乎所有“来了”都已经来过一遍。比如，大约就在明海和小英子长到小锡匠和巧云那么大的时候，在那块叫做里下河的地方，来了保安队的刘号长，小锡匠被打成重伤，巧云不得不去挑担挣钱。虽然她的“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只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来了”已然来过。
    随后，日本人也“来了”，汪曾祺随众人迁至昆明西南联大。昆明几无空防能力，日本飞机来了，只好拉响空袭警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对这一行为，“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警报跑久了，就有了花样，比如有人就据此情景写了绝妙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无比准确——“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见机），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入土）。”
    也有人不跑警报，“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日本轰炸昆明，用意是恐吓，但即便在如此激烈的“来了”之下，仍然有人神色不动。汪曾祺说：“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而其真髓，即儒道互补的“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这个不在乎精神，后来经过了历史波澜的汪曾祺，将其发展为“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虽然有这句“生活，是很好玩的”，但仔细读，仍然能看出在“和谐”外表之下，有点什么是汪曾祺勉力支撑的，尽管他爱称自己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尽管他觉得自己的小说“有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虽然事实确实如此。
    1984年，孙犁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汪曾祺，说自己的作品是纪事，不是小说，而汪曾祺，却“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汪曾祺显得特别像是纪事的一篇小说，是《七里茶坊》，同时也显得特别“随遇而安”。里面的很多话，就是放进散文《随遇而安》里，也没有丝毫违和感：“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已经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淘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去。”虽然是在大饥荒之后的背景下，同行的4个人，仍然各有各的“随遇而安”——曾经走南闯北的老乔没事看几眼《啼笑因缘》，原先的长工老刘“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小王正谈着恋爱，所以或是“写信，或是躺着想心事”，“我”呢，“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
    小说写的，其实是社会大顿挫后一个小小的休憩，此后会有更大的起伏等待着人们。不过，即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休憩，尘世的活力也已经于此小小醒转，对温熙繁庶日常的渴望，人与人之间明显的善意，辛劳时日中溢出的活力，都开始蠢蠢欲动。这就是人间的样子吧，你“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差不多正是“无观的自在”。这自在不好解释，约略像这小说中的那种气息，烟熏火燎的，却有一种属人的恣意在其中：“杜诗读完，就压在枕头底下。这铺炕，炕沿的缝隙跑烟，把我的《杜工部诗》的一册的封面熏成了褐黄色。”
    人世真是个奇迹，只要风雨不是太过猛烈，以致摧折了茁壮的生机，很容易就“顿觉眼前生意满”。汪曾祺广为人知的小说，写的多是这生意，并因凝聚了他此前对中西文学、民间文学、戏剧、甚至书画的理解，对人世的温情和隐约的哀愁达到了和谐，而能以饱满的笔意出之，流露出“一种更新的、几乎青春的元气，成为艺术创意和艺术力量达于极致的见证”，可以称得上是他“毕生艺术努力的冠冕”。可是，那个“来了”毕竟来过，并且来得很多，来得频繁，即使怎样的随遇而安，“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
    去世前不久，汪曾祺忽得一梦：“毕加索画了很多画。起初画得很美，也好懂。后来画的，却像狗叫。”“晨醒，想：恨不与此人同时——同地。”鬼哭狼嚎、呕哑啁哳，像难听的狗叫，要毁灭清新完整之美，汪曾祺却要一意追随，到底发生了什么？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此前小说艺术几臻完满的汪曾祺，忽然风格一变，文字由优美转为平实，其主题的残酷设定，风格的略形简朴，荒诞感的显露，对人心和人生残酷底色的体察，都打破了他此前小说的和谐之美，更多地用力于矛盾、空隙、皱褶、破碎之处，文章似乎失去了饱满度，他女儿当年都说，这些文章“一点才华没有！”受过伤的心的裂璺，勉力支撑的那个勉力，在这些作品中显现出来，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现实生活有时是梦，有时是残酷的、粗粝的。对粗粝的生活只能用粗粝的笔触写之”。
    “须知世上苦人多”，汪曾祺写于晚年的《八月骄阳》《安乐居》《毋忘我》《小芳》《薛大娘》《窥浴》《小孃孃》等，地点回到了长养他的里下河区域，人物也回到了小英子、巧云一群，却带上了尘世的裂璺和勉力，人也变得复杂起来，却又往往能在这艰难里振作。拉皮条而又自己“偷人”的薛大娘，竟有了“舒舒展展，无拘无束”的样子。这活力，是人世自生自长的活力吗？这薛大娘，会是小英子长大之后的样子吗？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