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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学发展与诗学反思。儒学发展至“心学”的时代，虽然对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士人精神的振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心学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端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明末国家危亡之际，士人对私利的追逐和对现实的逃避越发严重，因此，“经世致用”便成了儒学必须承担的一个历史使命。明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思想界一直在对过往的历史进行反思，希望能从历史与现实的突变中觅得一些深层的因缘。于是，“回顾”与“反思”的意识，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的主题话语，并由此延伸至诗学领域。明末清初诗坛在面对前代多样的诗风、纷繁的诗论所呈现的各种弊端时，也亟需进行一次诗学“反思”活动，以重新确定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此时的诗坛从诗歌本质意义入手，提出“转益多师”与“经世致用”的诗学主张，摒弃了数十年的门户偏见，用冷静、理性的思考来审视明一代的诗歌历史，并在这种归纳、整理、批判、思考的过程中，为清初诗学繁荣奠定了基础，这对诗学发展来讲，可算大功一件。如“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钱谦益，既反对复古派，又不全部苟同公安派，认为：“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如候鸟之鸣，欢欣噍杀，迂缓促数，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诗也。”[18]钱氏认为情和志是相联相生的，而相联相生的环境是时与境。因此他论诗要求诗中尊情，不能仅限于个人的悲欢和生活的琐碎，还要把时代风云和家国天下都包含进去，把个人之“情”与时代相结合，这就扩大了“情”的表现层面，对“情”的注解也比公安派“巷闾俚俗”的小情要宽广多了。随着“情”的扩大化，原先对“情”单一的表现手法就显得狭窄束缚，突破这种束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拓展表现手法，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局限于宗尚一派一格，凡是可以表现“情”的手法，都可以拿来使用。这种兼取的手法是当时诗家走向冷静与成熟的体现，也是诗学在经过大的变动之后，逐渐由新变向正雅回归的过程，之后清诗中不再有类似明代那种狭隘的门户之争，清诗宗尚在唐宋之争中逐渐消融共通，也是这种转益多师的结果。 三、儒学发展与诗学走向。清初之后，与反思明朝灭亡、重振社会危局密切相关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被有意无意地慢慢淡化，原来饱受汉族文化滋养的儒士转而成了新朝权贵，虽然儒学传统中“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的思想一直在折磨着他们的神经，使其内心时时矫饰彷徨，心怀忏悔，但“满汉一体”的宣传也为他们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加之随后而来的苛毒的文字狱的恫吓，于是思想界自然又回到了讲求“温柔敦厚”传统的理学时代，心学影响下的张扬个性已不再被人看好。迫于文字狱的压力，他们将视野转向了儒学经典在流传过程中的一系列纯粹的学术问题的探究之中，从事文献版本真伪的考订、名物训诂和文字音韵的辨析、学术遗产的整理等学问成为一种安全的模式。《明史》《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历史文献的编纂，不仅成为稽古右文的盛世的点缀，也成为消磨士人精神意志的统治需要。随着统治者加大对社会思想的掌控，儒学发展又开始趋于保守，并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儒学发展相适应，清朝建立以后的诗学走向也是一个回归正统的过程，诗歌在内容上不断向传统诗学精神回归，在形式、技巧上，则体现出向“诗骚”传统靠拢的自觉。从诗歌的美学建构上看，对典雅的追求成为这一时代主流风气。另外，与明末的追求新奇与随性不同，清初的诗学发展似乎在走着一种不偏不倚，稳健自得的中间道路，明末那种因诗人群体的复杂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形成的诗坛局面至此已归于沉寂。在对前代诗歌的批判和反思中，诗人群体开始中和各种诗论的异质，使诗论的论旨日渐趋同一致，即便是不同的理论，也能各自吸取对方的“合理因素”。这也算得上是诗人群体在儒学的影响下推研诗学所修得的正果。从清初的历史现实看，天翻地覆后的社会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标杆，诗学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受这个标杆的指引，这也是这个时期诗学发展与儒学发展双向选择的结果。 如上所论，仅为从儒学发展维度上对明末清初诗学发展的一种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包含甚广，单一的思考会阻碍视野，四方的兼顾又难以理清头绪。但由不同的“一点”开始，逐渐延伸挖掘，各个“点”就会连成“线”，进而组成可观的“面”。在儒学转向与诗学发展这个节点上，若延伸而论，将又会涉及文化品格层面与诗学的关系，这将是笔者以后要做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