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明末清初儒学变革的另一体现在于商业冲击所带来的世风转换，具体表现在对商人地位和士人商业活动的认同上。这一时段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顾炎武深刻揭示明代自嘉靖末年至隆庆年间“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年”，以及万历以后“富人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圈极，骨肉相残”[8]的严酷现实。 商业发展使原本“学而优则仕”的士人和“通货居奇”的商人阶层的内部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一方面，由于封建政治与社会经济矛盾日益严重，科举出路狭窄，录用名额稀少，普通学人在举业与治生的抉择上两难兼顾。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云：“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9]出路的狭窄让士人对科举前程产生了担忧，同时，一般士人的生活条件又是每况愈下，大多依靠个人财力只能勉强度日。杜濬在答复友人询问自己生活状况时自嘲道：“承问穷愁何如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此其别也。”[10]治生问题令普通士人苦不堪言，又加之朝廷上奢下贪、卖官鬻爵现象的普遍，读书取士的道路堪比蜀道之艰难。士人眼前现实与心中理想的极大反差使他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前途发展和个人归宿，于是，许多的中下层士人走出书斋，转而从事以治生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繁荣发达，政治上较为腐败，所以部分商人在获得了丰厚的财富后通过资财即可获得大小不等的功名，跻身儒林仕途。《型世言》如此描写：“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不料银子作祸，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匾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冠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两，门前便高钉贡元扁额，扯上两面大旗。”[11]商人们百十两银子就能取得学子十年寒窗才换得的功名，这就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感到失望。士人与商人彼此间身份的转换与渗透，就形成了这种“士商合流”的现象。 在士人与商人角色相互转换、渗透的过程中，世人的心态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商家行为逐渐为儒家心理所接受。《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义”与“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从道义上讲，儒家认为“义”即为“公”，而“利”则为“私”，并且“义”与“利”不能通容，这就从观念传统上形成了士商的对立。然而明代中后期以后，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化，商人通过财富可以获得功名，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士人学子也密切了与商人的联系借以满足生存需要，儒家传统中的“义利之辨”在此时慢慢消融，士商之间开始逐步合流。李梦阳就曾明确提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12]的论断，韩邦奇在《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曾说： 圣贤岂匏瓜哉！傅说之版筑，胶鬲之鱼盐，何其屑屑也。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于形迹。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庠序之中，诵习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市廛之上，货殖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非法无言也，非法无行也，隐于干禄，藉以沽名，是诵习之际，利在其中矣。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与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13] 在李梦阳、韩邦奇等人看来，士人与商人之间的“义利”隔阂已日渐模糊，商人在向士大夫靠拢的过程中，取得了士人的接受，于是士商关系开始融洽，士商之间的交游也变得密切许多。屈大均称这一时期的广东地区是“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14]。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权贵士人主动投身到商业活动中去牟取利益，按于慎行所载：“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15]这些都说明商人在此时已不再是四民之末，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取得了士人的认可。 士商合流现象可以说是明末清初士人多元化价值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心学发展后所提倡的“对自我体认”的行为写照。政治的腐败、官场的险恶、仕途的艰辛、生活的窘迫，让原本饱读诗书且热衷于功名的士人变得心灰意冷，甚至绝意仕进。而商业活动恰恰填充了他们黯淡的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他们把全部的精力从对建功立业的事功追求上转移到精神层面的享受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并视此为个人价值的体现，这就打破了传统儒学里对士人以“修齐治平”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束缚。明末清初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与此紧密相关。由此，也可以看到明末清初士人身上关于儒学内涵所发生的两种转变：一是观念上的，一是行为上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士人思想的自由化，丰富了儒学内容的承载量，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对士风的提振和文学多样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理想破灭和残酷现实的双重打击也迫使士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发生了改变，士人开始走出书斋，与社会各阶层间密切频繁的交游，将原本对“性”、“理”、“气”的关注转为对大众生活乐趣的关注，于是儒学影响随之扩大到了市民阶层，儒学知识的应用范围也从科场转向到实际，这也正是儒学发展至这一时期对社会生活方式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