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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永贤，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孙达时，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编 者 按】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除了要描绘出其相异的诗学形态之外，还需要在历史之中厘清诗学嬗变的来龙去脉，并进而对此做出合理的历史阐释。明末清初，诗学嬗变，并对清代诗学产生重要影响，这里面既有诗学自身演变的逻辑因子，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紧密相关。因此，厘清传统诗学在这一时期演进的历史轨迹，辨析各种影响因素与诗学所发生的力学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本刊在此编发关于清代中前期诗学思想研究的三篇文章，或者从宏观视野出发，探寻明末清初儒学的转向轨迹，指出它与同一时期诗学变革的关联；或者从微观角度入手，选择一位诗评家，探讨分析其评论传统诗学的方法及特点，以由此观察诗学思想变革的概貌；或者从文学接受角索着眼，挑选一位诗人，考查其对传统诗学的认识以及接受状况，指出诗歌写作与创作心理的相连之处。三篇文章的视点并不相同，论述对象也皎然相异，但却都是在清代中前期诗学思想的范畴下，为探求其历史变革所提供的思考。为此，本刊特将其编辑发表，以飨读者。 儒学发展至明末清初，日渐移步转型。这是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及士风迁革等多方面交错影响而形成的历史现象。明嘉靖以后，朝局混乱，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党派相倾相轧，“士志于道”的儒家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学而优则仕”的儒学理想也受到了现实的冲击。手工业和商业产生的巨大利润，在客观上刺激了士人对文化价值的现实思考。儒学一脉的王学于此时悄然兴起，阳明矫宋儒之“理”发为“良知”，从理论上肯定了人们的正当欲望，这在当时是有着进步意义且符合社会发展的。其后泰州学派对阳明之学加以扩充，在观念上为士人追求个性解放提供了依据。甲申之后，异族入主中原，乾坤翻覆的巨变使得本已“士气甚嚣”[1]的士人阶层之精神更加迷茫痛苦，但其中较为清醒的思想家却开始了对现实的反思，并以对“经世致用”的提倡相号召，以达到扭转士习的目的。随着满清政权采取尊从汉族文化以拉拢汉族知识阶层，以及在文化思想上高压控制以打击异己分子的双重政策，清初的思想界又开始了回归传统的步伐，而清初开始的“经世致用”的风气也很快消歇。从明代中期一直到清朝建立初年这一段时间内，儒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这客观上也造成对诗坛的深刻影响，这种变革影响于诗坛的途径是复杂多样的，但其中有两个方面无疑是最显明、最重要的，一是思想的变化施加于士风的影响，一是商业的繁荣带来的对世风的冲击。 一 明初尊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对思想进行严格控制，长期以来士人群体的思想活动一直都在循规蹈矩，不出忠孝仁义、固本守道为标准的儒家传统，故而《明史》称“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2]。然而自明代中期开始，士人对格物穷理的实践越来越感到玄虚空泛，比如河东学派大儒薛瑄定义自己的理学实践为“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3]。表明了理学发展至这一时期已经不再具有通透的含义去阐释社会现实，在内容上也无法容纳更多的新思维去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当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问题汇集在一起，进而形成社会危机又施加于士人身上时，那些终日空谈“性”、“理”，却不能反身体会，推见至隐的士人是无力振奋的，这就在客观上促使了当时一些士人对理学的质疑与反思，随后也促成了整个士人阶层思想的转变。 王阳明将自然界的“理”阐释为人固有的“良知”，把宋儒“自然之天理”变为今儒的“人心之天理”，提倡“知行合一”，将人们的思想从理学死板老套的框架内解脱出来。王学中蕴含的多元化思想促动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无需纠缠在陈旧而又不切实际的问题之上，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注于现实和自身。这种强调人类天生本觉的理论，适应了社会政治的变化，并有利于士风士气的振奋，很快得到思想界的响应，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心学思潮。从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上说，这一思潮对思想和学术都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同时，“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也大大丰富了儒学的内涵，由寻求外在的“理”转到付诸于“致良知”的行动，这就在士人中起到了类似方法论的导向作用而大为流行。嘉靖四十四年，首辅徐阶在灵济宫主持的对王学的宣讲，以及万历十二年，首辅申时行以王阳明从祀文庙的举动，都可看做心学取代理学而取得正统地位的重要事件。与之相应的是士人思想由单一到多元，以及士风由颓靡僵化到鲜活灵动的转变。不过还应看到，心学在之后的发展中也逐步发生着异变，随着多元化思想对士人影响的扩大，王学也在发生着分化，并对明末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挑战甚而颠覆传统的种种异端思想也开始显现，出现了被史家称为“光彩纷披的明霞”[4]的文学繁荣局面。 满清入主中原的乾坤巨变使一批较为清醒的思想家继王阳明之后再次发出对思想界进行反思的呼吁，针对心学的弊端，他们企图用传统儒学去修正心学，以“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的提倡相号召，以达到扭转士习的目的。如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的完成就是一次对实学关注的实践。又如王夫之将“性理”和“人欲”结合而论，认为“人性”的形成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生之后，阅历万变之知能”[5]的一个逐步养成的过程。他把儒学的实践放在“养性”上，要人“择善必精，执中必固”[6]，这实际上是折衷了理学和心学的精华而对儒学做出的一种发展。这种在回顾中反思，在反思中发展的探索风气，在当时士人学者中较为普遍。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满清政权对汉族知识阶层采取拉拢与高压控制的双重手段，通过打压异己分子以对思想界进行震慑，经过这一政策的影响，刚刚开始出现的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趋向于繁琐化和庸俗化，强烈事功意识的“实行”思想慢慢蜕化为以整理、研究文化遗产为要务的“实学”风尚，明末清初健康积极的“经世致用”风气也逐渐消歇。 作为个体的人，其性格、心态的差异虽非常明显，但特定时段中的个体与整个士人阶层之间的精神风貌却大体有着某种趋同性，而这种相对一致的精神上的特征又与当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彼此适应、相互渗透。因此，探求士人阶层的整体风貌，就可以借助对该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环境的特征加以判断。马积高先生说：“明代中晚期虽多庸君、昏君，却多直臣；清代虽少昏君，却鲜直臣，而多庸臣。多直臣，则士气奋，故虽衰败，而民族的正气不衰……多庸臣，则士气衰，人习苟安，害怕改革，不敢改革。”[7]明代中后期以后，“君臣失交”的政治现象反而大大弱化了政治因素对士风的钳制和对思想的控制，使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环境变得宽松自由，这也为诗坛风会与诗学发展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和生长的土壤。而终清一代，满清贵族对汉民族始终抱以歧视的态度，对汉族士人的压制也是从一而终，单凭其严密的君主专制和大量残酷的文字狱，就可以看到清代政治、思想环境的严酷。康熙中后期以后，无论是儒学的发展还是士气的锤炼，均较清初晦涩黯淡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