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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诗玛》是共和国初期较早搜集整理的一部少数民族叙事长诗。通过分析不同版本中整理者如何处理“抢婚”民俗以及如何拯救受害者，可以发现地方性文艺和新文艺的纠缠以及存在的缝隙。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主义新文化如何能移风易俗，如何完成对新中国的国家想象。 关 键 词：阿诗玛/抢婚/拯救/移风易俗 作者简介：殷晓璐，上海大学中文系 《阿诗玛》是长期流传在云南撒尼族人民中的口头长诗，它讲述了一个出生于阿着底的撒尼姑娘阿诗玛的悲惨命运，是撒尼人民代代相传的集体创作，撒尼人称之为“我们民族的歌”。新中国成立后，对阿诗玛的搜集整理最早始于1950年9月杨放记录翻译的《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阿斯玛〉》，发表在《诗歌与散文》上，同年11月《新华月报》转载，该版本主要从民族音乐的角度对“阿斯玛”进行了采风。1953年10月《西南文艺》又发表了朱德普搜集整理的《美丽的阿斯玛——云南圭山彝族传说叙事诗》，内容和情节已较此前相对完整。同年，云南昆明军区京剧院还将《阿诗玛》改编为京剧，取得了小范围的成功。1953年5月，云南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深入路南县撒尼人民聚居地进行搜集整理，1954年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正式出版，1960年李广田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再次修订。除此之外，《阿诗玛》还被改编为电影、歌剧、花灯剧、滇剧、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时至今日，阿诗玛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经远播海内外。 作为被重新发现的地方性文化，《阿诗玛》的搜集整理不仅仅是一个动员与改造的过程，它还融合着民间话语、政治话语、少数民族话语等多股力量，这一整理改造的过程是复杂多变且充满张力的。一方面作为异质的少数民族文艺，撒尼人民的民间风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都与汉族文化有很大差异，其地方性民族性需要在整理本中被尊重与展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中华民族的普遍话语又需要融入少数民族文艺之中，其中包含着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 在西方，“民族”是“nationality”，指的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而中国自晚清后，由于西方现代性的进入，传统的多重朝贡体系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关系转变，“中华民族”一词正是在这一变迁中产生，指的是“ethnic group”，即群体情感认同，如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就是容纳多元文化的共存，就是提倡和鼓励多种文化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① 共和国初期对少数民族文艺的整理是伴随着民族指认活动而展开的。在共和国初期的民族指认过程中，中国的“民族”观念多沿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即“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建立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社会群体”，②其中文化是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认为，民族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为了实现对财富和奴隶的进一步掠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结成地域联盟，民族便由此产生，“地域”和“血统”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要素。而安德森认为，民族归属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文化人造物”一方面挑战了民族的地域论和血统论，一方面也挑战了文化本质主义。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他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③。除了“主权”这一核心概念外，其关键在于民族是被“想像”的，即每个人都应拥有的共同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即，对于一个民族抑或文化来说，不仅要继承传统，还必须学会“遗忘”。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民族血统论，认为民族的是对“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它指向的是“集体认同的‘认知’面向”，这种想像“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即民族的本质特征是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认同，安德森破除了民族的本质主义神话，但这种共同体又是历史的真实存在，绝非“谎言”和幻觉意义上的“想像”，且不论“想像”是否消解了共同体的真实性，民族的“想像性”至少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因此，新中国需要通过文化想象来构筑某种“共同的文化”，将其内化为一种广泛的情感认同，对民间文艺的改造便成为实现新中国想象的关键一环。李杨在讨论“现代性知识”的传播时，曾指出：“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政治才被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心性结构和情感结构。”④社会主义新文艺正是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借用与改造，实现了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学想象。本文以《阿诗玛》中的撒尼民间风俗“抢婚”为例，思考整理者如何借用民间文艺实现对少数民族传说“阿诗玛”的改造。 《阿诗玛》的改造是否真的成功?在整理者的改造中，作为民俗的“抢婚”与阶级政治中的“抢婚”叙述能否融合?是否残留着抹不平的缝隙?通过对《阿诗玛》各个版本“抢婚”情节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