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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传说的内部写本是在语境内产生和传播的书面形态的传说载体，由传说演述者出于一定动机自发编纂书写，是他们积极干预口头传说的重要手段，与地方性传说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动态关联。传说演述者借助文字的权威，为其写本规划整体目标，并采取对口头传统延续、舍弃、改篡、新编等诸种措施重塑传说形态;而且，为了在传播中占据优势，他们积极掌握地方话语权力，使内部写本的传播呈现为带有明确动机的相互排斥、压制或是吸纳、融合的动态过程，甚至伴随有激烈的话语权争夺行为。在地方传说语境中多种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间传说在口头与书面之间不断发生自觉的形态变异，各种异文之间也有明显的力量消长，而非持续显现为均衡的共生状态。 【关键词】传说 写本 地方 语境 一 概念及适用范围 本文所说的“写本”(written text)概念来自杜德桥《妙善传说》，是专门针对民间传说的文字本的统称。它与版本学中的专有名词“写本”无涉，后者通常是指前印刷时代主要写于纸质媒介上的文书。杜德桥提出“写本传统”(written tradition)[1]的观念，认为如果一种传说在社会各阶层中持续流传，传述者的手稿与刊印的传本就是写本传统的构成成分;这种写本传统自成一整体，有其独立研究的价值。对《妙善传说》的具体评述，请见本期专栏中陈泳超师的文章。 本文沿用其“写本”概念，对写本作者则用“写手”一词进行指称，并拟以写手身份和该写本传播流布的范围为双重标准，将民间传说的写本区分为“外部写本”和“内部写本”两类。所谓“内部写本”是指由长期生活在传说圈[2]内、浸润本地文化传统的传说演述者出于一定动机自发编纂书写的传说文本，其流通范围主要局限在该地之内。而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则一律看作是“外部写本”，譬如史籍和方志中记载的传说、广泛流行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内部写手同时兼有本地传说的日常演述者和写本作者的双重身份，外部写手则仅具后一种属性。而无论写手最初期待的读者群和流通范围如何，只要最终的流通范围仍局限在这一地方之内，就将其归入内部写本，包括写手希望自己的写本向外部流通却遭到失败的情况。 显然，内部写本的情节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传说圈内核心传说[3]的制约，它必须具备核心传说中的某几个单元，或是情节基干基本完整，或是就其中某几个情节单元为主体内容详尽阐发;否则亦不被认为是传说写本，譬如关于仪式活动和庙宇兴废史的抒情性、纪实性文章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语境化下的传说研究，关注传说与其生长环境的密切关联，关注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对传说文本的诱导和制约，以传说的社会功能为主旨，分析它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文化需求、所表达的社会化倾向和各自的文化认同细节。简而言之，就是把某地的传说当做一个整体，探求这一传说体系与其外部社会属性的关联，然而对于传说体系内部各种力量的冲击碰撞对文本造成的影响则所涉甚少。而内部写本的形态恰恰介于“口头传统”与“外部写本”之间，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方式，却几乎无人研究。 传说作为一种民间口传叙事体裁，不同于神话具有对世界本源的神圣叙述性质，讲述起来相对轻松随意，这就为民间写手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叙述空间;它又往往与一地的历史风物相勾连，因此也不像故事可以出于娱乐目的任意虚构，而是对民众的生活传统有较强的解释功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这就使得它有可能被当地的不同个人或集团利用改造，成为使其自身利益合法化的工具——内部写本大多数即是这样的产物，这实际上是地方传说变异的关键环节：传说写手在不同动机驱使下，将一个传说文本在写本中重新塑造，再通过写本在当地的流通进行传播。因此，内部写本可以作为一个视角，通过对其写作动机、情节变异和流通过程的考察，来观测传说圈内话语权角力的动态过程。这是研究外部写本等材料所难以达到的。那些经由口头采纳材料进入书面的外部写本，若非作者加以说明，我们很难获知其传说本貌、地方语境和传播状况，而它接受当地读者反馈的机会也比内部写本少得多。 以往对内部写本价值忽略的主要原因是材料难以觅得。内部写本常因各种阻力而无法完成编创，刊行、流通则更艰难。笔者在山西省洪洞县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田野调查，目前已发现13位民间内部写手，相比我们调查过的其他地区已经非常丰富了。这13位中有些已过世，在世者既有因编写传说而名声在外、乐于展示的，也有尚不愿向外界透露写作状况的，若非我们通过努力赢得后者的信任，他们绝不肯出示心血之作。 回到杜德桥的《妙善传说》，我们发现该书都是对外部写本的考察，探讨了“书面—书面”之间形态变化过程的几种典型。杜德桥已在书中多次明确指出外部写本可以解释问题的范围及其应用局限： “一长串的文字资料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较概括性的看法：即将一传统视为在一长久时期，一广阔地域，深入到社会各阶层持续不断的流传。基于这种观点的研究，与将范围限定于某一情况作抽样性的论证，自是极端的不相同。由于它将范围定得极大，最后必然无法考虑到地方上特殊事件所呈现的无数直接与多变的细节。这种研究旨在体认广泛而又基本的主题。”[4] “故事超越过第三阶段之后就进入非本研究所欲探讨之领域。阐明故事以后各阶段的发展就得涉及那些地方性传统——这正是我们一开始就打算留待给以后的专门研究去处理的问题——以及检视各种不同的地方环境如何为满足其需要而重塑此故事。”[5] 本文所倡导的“内部写本”正是希望解答这“留待以后的专门研究去处理的问题”，呈现内部写本与地方性传说之间的动态关联。所依据的田野事实主要来自于生活在山西省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传说圈的内部写手与写本——自2007年当地申报“非遗”至今，我随陈泳超师前去调查了十余次，起初是受到县政府的邀请，后来便是我们自己和村落、会社组织联系前往，至今仍与他们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本文所依据的内部写本均为写手惠赠，或是拍摄的手稿;而笔者在与这些写手长期交往中所获得的感受和认知也是本文立论的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