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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前面两节的论述，我们发现元代《毛诗》学并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它只是《诗》宋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有反思，更与当时及以后的文化构建产生了双向的影响。 (一)《毛诗》学的下移与元代民俗文化精神 作为“一代之文学”，元曲终于在有元一代发展并繁盛起来，当然其中不乏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因素，但《毛诗》学的下移也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虽然《毛诗》在元代各社会阶层中都有传播，但是不容置疑，元代的统治者对于《诗》乃至经学仅仅是将其作为维护统治的一个工具，而并未将其当做真正重要的文化构成来看待。元代统治者对于引《诗》用《诗》也未达到此前汉人政权的重视程度。同时，元代统治者倡导儒学，关注儒生，实际上仅仅是作为笼络汉人维护统治的手段之一，由于其固有的民族政策，儒生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高，更没有受到重用。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九儒十丐”就真实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落魄的儒生进入下层民众序列，因而造成了《毛诗》学的下移。另外，元代科举着重考察的是经义阐释，对于诗赋等文学才能则一概不予重视，如元仁宗时就废诗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因此诗赋之类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陷于沉默。结合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和生存需求，元代杂剧应运而生。而元代杂剧中多引《毛诗》亦并非偶然，这其中体现出的是《毛诗》对民众《诗》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杂剧是元代极具代表性的戏曲文学样式，由于现实需求和普通人群的爱好，元杂剧逐渐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此外，元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和传奇的兴盛也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同时，农村中也经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在元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知识阶层、文人也发生了分化。特别是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未得到完全恢复，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变窄了，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了。除了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少数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下层民众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下层民众的关系相较于此前朝代显得更加密切。尤其是一部分文人和民间艺人结合，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促进了杂剧创作的繁荣，而创作中引用《毛诗》等儒家经典即为其中的显例之一。引用《毛诗》既丰富了杂剧的文化内涵，同时这种引用又是向观众(听众)传播儒家思想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也可见出这些杂剧作家因不能亲身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转而将政治理想、人生理想寄寓于杂剧创作的价值取向。 同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元代杂剧作家引用《毛诗》等儒家经典，其创作背后还暗含着一种价值预设，即普通民众对《毛诗》思想观念一定程度的熟悉。试想，如果观众(听众)不熟悉《毛诗》，杂剧中的这种引用活动就有可能完全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由此也可窥见在元代民间社会中，《毛诗》对普通民众而言也是极为熟悉的，其经典地位进一步下降，而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化常识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其融入元曲创作中则进一步加速了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为社会思想文化主流的过程。 (二)《毛诗》怀疑精神的减弱与元代较为保守的思想文化 宋代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时代。宋儒疑经改经的风气虽一度为后人所诟病，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它又说明了宋代思想的自由与开放。在那样的环境下，郑樵、朱熹等学者都对《诗》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理解，放弃前代积累过重的训诂阐释，而以理学观念文学观念重新对《诗》进行解读，从《诗》本文出发强调涵咏和体会。其中对于理解不通畅的地方不惜武断地改变其原有文字使之符合自己的理解。这种做法在南宋也很流行。关于存序废序、“淫诗说”、“笙诗有无乐辞说”等诸多命题，学者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但时至元代，这种怀疑精神忽然间衰减，《诗》学者基本放弃了原来治学的大胆怀疑态度，转而开始绍述朱《传》，对《诗》的注本进行再阐释。这无疑与元代的时代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 元代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靠马上得来政权的游牧民族——蒙古人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了儒学对于统治的重要作用，并鉴于其统治需要不得不实行一定的汉化政策。但归根究底，元代帝国是为蒙古人的统治而建立的，他要保障的也首先是蒙古人的利益。出于这种考虑，元代曾将各民族的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作为拥有较高文化的汉人与南宋人却地位低下，并在各种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中明显低人等级。政治社会地位的低下严重束缚了儒生的自由，压抑了儒生的自信心和创造精神。同时，元代科举以朱熹《诗集传》作为唯一教科书。在元代要想科考进士必须严格按照朱《传》学习，因此士人要想改变命运、步入仕途就只能认真钻研朱《传》，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学学风的僵化与封闭。 (三)《毛诗》学与元代潜藏的求真务实精神 在整个环境崇尚朱《传》的大背景下，另有一些《毛诗》学者还是坚持了求真精神，广泛搜集、整理前代的种种说法，并取优舍劣，用之于《毛诗》研究中，为朱《传》一统天下的沉闷学术氛围吹入一股新鲜空气。这恰与元代统治者整体上崇尚质直朴实，经义阐发方面注重务实的精神倾向暗合。 另外，随着《毛诗》学的下移，有一部分有“真性情”的儒生逐渐进入元曲的创作队伍中来。这种“真性情”也带给元曲极大的生命力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力量。 综上所述，处于《诗》“宋学”到《诗》“清学”之间的过渡，元代《毛诗》学一方面承继了“宋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诸多说法，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对“宋学”和朱子学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与突破，最终为《诗》“清学”的到来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这与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有重要关系，更与元代文化精神建设息息相关。元代《毛诗》学并不是朱子学的重复与附庸，在中国《诗经》学史上应该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