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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诗》“宋学”向《诗》“清学”过渡的重要阶段，元、明两代《诗》学在《诗经》学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元代《毛诗》学，一方面它直接承继和发扬着宋代尤其是南宋以来朱《传》一系的学说，另一方面也在绍述朱《传》的基础上进行着自觉不自觉的发挥与突破。元代《毛诗》学不仅直接或间接在构建元代文化精神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更深切地肇端了《诗》“清学”的发生。 【关 键 词】元代/毛诗/文化精 【作者简介】王长华(1956-)，男，河北威县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河北石家庄050024）。 在中国漫长的经学传承、阐释历史上，元代是一个“不被看好”的时代。清季学者皮锡瑞曾将经学的发展划分为十个历史时期，而元明两代“处在经学的积衰时期”①，也即此时为经学发展的低谷。尤其是元代。随着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并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封建帝国，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受到冲击，经学也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甚至被割断。从此种意义上讲，元代确实是中国经学发展的衰微时期。然而传统文化又是不容易割断的。有元一代，在统治者积极调整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在在朝在野儒者、文人对经学传统的不懈坚持下，元代经学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进步着。元代《诗经》学的发展就是其中典型一例。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元代的《诗经》学基本表现出朱《传》一枝独秀的局面，之外的其他著述多数仅仅是为“羽翼”、“附和”朱《传》而作。但在具体的《诗经》阐释学系统中还是有一些新鲜因素在不断荡涤着朱子的理学解《诗》，参与着时代的文化建设，并开启了新的解《诗》风尚。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元代《诗经》学及其进入元代社会诸方面的情况。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还要事先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元代《诗经》学与元代《毛诗》学的关系。这也正是当下《诗经》研究要重新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习惯了讲中国《诗经》学、中国《诗经》学史，而没有仔细分辨实际上在《诗经》四家传承的过程中，官方的三家诗已经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淡出了历史舞台。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诗》之唯一完整文本只有《毛诗》。不论是唐代《毛诗正义》还是宋代朱《传》②，这些在《诗经》学史上占据过重要里程碑地位的《诗经》注疏之作，它们之间的差别更多表现为或偏重于训诂或偏重于义理，其使用的经典文本无一不是《毛诗》，包括《毛诗》的大、小《序》以及《故训传》。从这个角度讲，除数量极少的三家《诗》遗著③之外，中国的《诗经》学史更像一部中国《毛诗》学史。则讨论元代《诗经》学毋宁定义为元代《毛诗》学显得更为妥贴。 一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帝国。蒙古人的入主中原带来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大碰撞。在这个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蒙古人主动选择了先进的中原儒家文化作为政治统治的辅助工具，并积极采用了“以儒治国”的统治方略。不管是开国时期的成吉思汗还是壮大帝国版图的忽必烈，他们都积极推行汉法，适当任用儒生。这些政策直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也使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毛诗》学获得迅速发展，并渗入到元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统治集团的崇《诗》与引《诗》 元代统治者重视儒学，儒家思想及经学著作在其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五年(1268年)载：“(十月)庚寅，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1](P214)元世祖至元五年即宋度宗咸淳四年，正值宋与蒙古交战正酣之时，世祖于此时命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反映出世祖等蒙古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儒家思想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并试图借此引导蒙古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为国家未来的统一和巩固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正如《元史·世祖本纪》对其的评价：“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1](P357)而命从臣录《毛诗》也正是其“以夏变夷”诸多步骤中的重要一环。 同时，元代科举更是明确《诗》作为科考诸科中的一门，并将朱子《诗集传》作为唯一的诠释蓝本：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1](P2019) 另外，元代统治者还在诏书中引用《诗》之义，充分表明了其对于《诗》义的认知与熟悉。如元仁宗皇庆三年三月诏曰：“《易》述家人，《诗》美关雎，故帝王受命，必建置后妃，所以顺天地之义，重人伦之本也。宏吉刺氏夙由世戚，来嫁我家，事皇太后有孝恭之懿，辅朕躬着淑慎之善。于二月十六日授以册宝，立为皇后。”[1](P245)其中“《诗》美关雎，故帝王受命，必建置后妃，所以顺天地之义，重人伦之本也”的依据显然来自《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P4，10)尽管元代诏书等公文中涉及《毛诗》的内容并不多见，但我们据上述三例，还是大体可以想见《毛诗》经典化的解释在元代统治阶层中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二)儒生吏士的阐《诗》与疏《诗》 元代的儒生重视儒家文化传统，一方面他们积极进谏统治者崇尚儒教、以儒治国，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进行经义的注疏、传播，或著书立说，或广开书院，从而使元代经学、元代《毛诗》学迅速发展开来。 元代的《诗》著述，据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统计共有七十七种，这无疑是元代儒生吏士对《诗》学的重要贡献。这些著述，有的绍述朱子，为朱《传》之重要注本，如刘瑾《诗传通释》、朱公迁《诗经疏义》；有的辅翼朱《传》，从补充名物注释、考订礼法、史实方面对朱《传》进行增补，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还有的独具一格，不认同朱熹的说法，对《诗》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认识，如马端临。④这些成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儒生吏士对于《诗》的阐释与传播。 (三)下层民众的熟《诗》与用《诗》 儒生吏士的推崇与传播促进了广大民众对《诗》的熟悉。与上层统治集团极为有限地使用《毛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元代下层民众对《毛诗》的使用却非常之广泛。此处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新元史·吴直方列传》载吴直方子吴莱：“年四岁，其母盛氏口授《孝经》、《论语》、《春秋》、《谷粱传》，即能成诵。七岁能赋诗。同县方凤，有文学重名，见而叹曰：‘明敏如吴莱，虽汝南应世叔不是过也。’悉以所学授之。莱本名来凤，取《毛诗》‘北山有莱’之义，为易今名。”[3](P347)吴氏父子生活在元代中后期，为避老师名讳，遂以《毛诗·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为吴来凤重新起名，而《毛诗故训传》云：“莱，草也。”，又《笺》云：“兴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2](P614)显然，方凤以“莱”字为学生命名包含了其对学生的极大期待。由此我们可见元代社会下层民众对《毛诗》的熟悉。 (四)元杂剧中的引《诗》及其特征 作为元代“一代之文学”，其时元杂剧盛行，最初流行于今之山西、河北一带。山西地区至今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金元时代的杂剧壁画和戏台。就现有元代杂剧引《诗》资料来看，元代杂剧作品引《毛诗》的数量以及形式相对比较丰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元代杂剧作家将《毛诗》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作品中直接引用其名称。如无名氏《龙济山野猿听经》：“我将《周易》讲诵，《毛诗》、《礼记》贯胸中。《春秋》讨论，《史记》研通。”[4](P949)萧德祥《杨氏女杀狗劝夫》：“他讲不得《毛诗》，念不得《孟子》，无非是温习下坑人状本儿，动不动掐人的嗓子。”[5](P461)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5](P1568)等等。 其次，元代杂剧作家引用《毛诗》能够利用和发挥《毛诗序》等注疏的思想。如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毛诗》云：‘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焉敢忘恩人之大德也！”[4](P32)“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出自《卫风·木瓜》，原诗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2](P246～247)。很明显，关汉卿在这里用的是《序》意。 又如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曾把《毛诗》来讲论，那《关雎》为首正人伦，因此上儿求了媳妇，女聘了郎村。”[5](P1495)《毛诗大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石君宝也是用了《大序》“(《关雎》)厚人伦”之意。 又如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自古来整齐风化，必须自男女帏房。但只看《关雎》为首，诗人意便可参详。”[5](P2304)亦用《大序》意。再如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正末唱)毛诗共几章？(普云)夫诗者，古人吟咏性情之大节。有风、雅、颂三经，赋、比、兴三纬。诗有三千，夫子删为三百十一篇，善以为劝，恶以为戒。”[4]这里罗贯中除了利用《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外，还吸收了司马迁《史记》“孔子删诗”的观点，以及孔颖达《毛诗正义》关于《诗经》“六义”、“三经三纬”的观点。 综上可见，《毛诗》普遍流行于元代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在儒生吏士之中，在当时还不甚入流的元代杂剧之中，《毛诗》的阐释与使用更具有今人难以想象的普遍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