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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冷峻的诗歌风格 对历史和宇宙的沉思赋予达斡尔族知性诗歌以冷峻的风格。这正符合中外知性诗歌的一般特点：经验的传达和思想的成分(对事物的凝视、思考和解剖)驱除了以情绪为诗歌中心的趋向。 其诗冷峻首先源于，达斡尔族文人诗歌多带着生活本身的生动和沉重。与中国古代玄言诗谈空说有的渺远不同，达斡尔族文人诗歌从本民族的生活和大地上茁长起来，其哲理思考与民族的现实及历史互为表里：自然山水、捕鱼、养马、狩猎、商贸等生产生活活动包括宗教崇拜都与个体的生死、命运和际遇息息相关，因此这些物事激发的不是诗人波澜起伏的情感，而是明澈深邃的理性思考。并且与达斡尔族人口较少、长期与他民族、他种族杂居或是相邻而居的生存现状相联系，这种思考所指向的，往往不是个体的际遇和悲欢，而是带有明确的族群意识。《赴甘珠尔庙会》中，“众人”一语时常出现，而对“当地蒙古人”和“库伦蒙古人”脸型、举止的描绘也揭示出诗人的归属感。钦同普的《读书篇》、《酒戒》、《色戒》、《气戒》等诗中，其预设的读者都是“世人”、“活在尘世的凡人”等。而“达斡尔”也成为很多诗人写作的共名。这一共名也让诗人落笔时自然带些肃穆的气度和客观化的语气，诗歌凝结的自然就不是个人情感的颓丧自白，而是充满理性的人生沉思。 知性诗歌并非无情之诗，而是其情感抒发和表现形态有自身特点。这正是很多达斡尔文人诗歌中的情感：不是浓烈繁华、倾泻而下，而是和哲理融成一片，蕴藉而出。在表达时，诗人常以理智节制情感，形成冷静的情感类型。与蒙古族的勇武剽悍不同，达斡尔族的性格特征更多表现为坚韧强劲。因为所居地理位置的特殊，他们数次迁徙流离，而在与沙俄政权和清朝政权周旋的过程中，则忍辱负重。因而诗人表达悲欣时有一种不事张扬的隐忍和世事洞明的豁达，文字上便喜怒不形于色。另外，近现代的达斡尔文人诗歌亦是可以传唱的文人乌春，乌春的调式较为平缓自然，为配合演唱，也会潜在影响诗人的创作，像《捕鱼歌》(钦同普)就言“编成歌儿供君知”。当然，儒家典籍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儒家诗教哀而不伤的认同也易造成静定之气。可由于与达斡尔族生活几乎是血肉般的联系，达斡尔族文人诗歌中没有儒家传统诗教下易出现的超脱出世之风，而是带着大地般的凝重忧郁，当贡貂的艰难、大旱的焦虑、跋涉的艰辛、世间的不公、民族的悲情、战争的酷烈等成为诗歌的背景、底色乃至诗本身时，也就造就了诗歌的质地和张力。而这种有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冷峻，以及造就其冷峻的理性和沉思，也就标志出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个性特征。 当然，言达斡尔诗歌具有知性特征并不意味着达斡尔族文人诗歌是知性诗歌。如将其放到近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乃至世界知性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就能发现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知性可能是很多达斡尔族诗人自然和自觉追求，但不一定是非常成熟的创造。尤其是思考复杂深邃的人性内涵和存在意识，探究生命个体潜意识等内宇宙空间的诗歌还不多见。而某些知性诗歌常见的主题，如孤独、爱与死、个体的挣扎等也只有少数诗人如孟大伟(《樱桃红了》)和晶达(《润土》)涉足。此外，就诗歌艺术手法而言，隐喻、象征往往是创造知性诗歌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比喻和联想让哲理在与象征意象的联结中暗示出来，而非“卒章显其志”式地表达，仍是达斡尔族诗人在诗艺上需要关注的。但如诗人郑敏所言，“诗歌可以浓妆艳抹，也可以凝练隽永。只要它能将人的心与宇宙间万物沟通起来，使他领悟天、地、自然的意旨，有一次认识的飞跃，也就得到了审美的满足。这样的诗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诗，因为它将我封闭狭隘的心灵引向无穷变幻的宇宙。”(15)这恰好说明了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基本特征和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