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8年钟敬文考察京西古幡会  钟敬文（左）与启功 一代学人卓著的贡献，不只在于专业领域里严谨质实的建树，更在于学术范式和精神带来的启示。有幸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朝闻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经常邀请钟敬文先生参加编撰研讨，我也曾在两位先生之间传递信函，交流学术观点，并有机会到北师大的小红楼聆听钟先生有关民间美术方面的教诲。钟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编纂研讨会上强调民间美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并给拙著《中国民俗剪纸图集》题写书名，勉励年轻人要关注国家民间文艺事业，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良多。多年来，我的案头一直有钟先生的《民间文艺谈薮》，激励我在民间文艺领域积极探索，对我在民艺的学习、思考和研究有很多的启示。钟敬文不仅在中国民俗学有开创之功，其影响更超越了学科的阈限，在民间文艺学、民间美术等领域有深刻的创见。他强调民间美术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本身就是民俗，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树立了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学科体系，从学术高度剖析求解文化命题的典范，带来的启示是深远的，引领我们尽己之力担承文化与学术的使命。在钟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撰文以记之。 “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 “民俗学”（folklore）在英国创立的原意为“民众的知识”，目的是适应英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殖民需要，研究文化较低民族的文化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无知识的东西。20世纪初民俗学传入中国，研究目标被转化为开掘民众文化的精神财富。民俗学在传入中国之初即确立了中国的文化立场和现实目标，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文化启蒙的关口，其研究目标在于认识民众的生活和欲求，并实现社会的改良和历史的发展。 将民俗学的中国立场和文化使命不断推进并深刻阐扬的正是钟敬文。他不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求解中国的学术命题，而且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钟敬文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积累出发，在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之外，提出历史民俗学研究。他认为仅就中国文学而言，即有古典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三大干流，其中古典文学有民俗文化的要素，可引入实地考察、以今证古法等民俗学方法加以研究。从国家的文化基础出发开展民俗史研究，是“对综合或者单项的民俗事象的历史的探究与叙述，包括通时的或断代的事象的探究与叙述”，以及从文献中搜集资料，对资料进行辨伪、考订，再用唯物史观对所描述出来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从而了解民俗学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了解前人在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工作，总结出民俗学发展的一般特性。因此，与之相应，“民俗学史”也成为“关于民俗事象的思想史、理论史，也包括搜集、记录、整理和运用它们的历史。这无疑是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学科体系，开展学术研究的生动范例。特别是在我们大规模引进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构成系统之际，如何观照本土的知识基础、文化积淀和社会现实，如何构建有自身根基和命脉、有自身生命力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有许多民族属于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活态的古老传说、史诗和仪式生活等濒危性更加突出，亟须加强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钟敬文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不仅关注汉文典籍以及以中原农耕社会为主的民间文化，而且重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俗学，包括渔猎、游牧、稻作、旱地灌溉和刀耕火种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其《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等研究中，即践行了这样的学术思想。中国的民俗学研究需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坚持跨文化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充分认识到民间传统文化的濒危性和搜集工作的迫切性，推动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等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走开放式的学科建设道路。 正是在这样深刻研究实践的基础上，钟敬文于1998年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在1999年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专著，指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