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是中国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一。一般认为，它对应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类。但是集部与现代的文学观念究竟有何关系，自近代西方教育体制取代中国传统教育体制，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近代学者章太炎在他的《国故论衡》等论著中，力主传统的文学观念；而王国维等人则主张西方的文学观念。“五四”以来，关于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关系一直聚讼纷纭，影响到当今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之上。
    近年来，关于集部文献的整理及个案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过，关于集部形态与文学观念等问题的总体研究，成果依然欠缺。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学术的四部分类，以及集部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蕴藏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学观念，通过集部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比照，可以深入开掘其中的文化蕴藏，使当今的文学观念真正植根于古老的华夏文化土壤之中。本文拟对此加以初步的探讨，以冀见教于方家。
    一中国文学形态与四部分类
    文学观念，一般是指对于文学范围及本质的自觉认识。文学观念集中反映出特定主体对于文学范畴的认同，对于我们认识特定时代与族群的文学活动，具有关键词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们日常使用的文学学科意义上的“文学”一词，依据百度网站的百度百科的解释，“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①其实，这类文学观念，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是二十世纪初随着近代西方学科体制取代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之后，从西学移植过来的，②不仅与中国传统的“文学”一词含义不相符合，而且文化基础也根本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注重主体的知情意三分法，强调认识与伦理、审美功能的不同，文学艺术注重对于客观的摹仿，以及形式之美。到了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时期，学者们依然沿袭这种知情意三分法，至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滕发表用拉丁文写成的专著《美学》时，首次将美学独立出来，作为与哲学与伦理学不同的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与美学相关的文学艺术则独立于哲学与伦理学之外。③到了现代德国哲学家康德建构“批判哲学”时，将审美判断作为与认识活动、伦理实践相区别的一种主体功能，从而使审美与文学艺术具备了纯粹的精神价值，“美在于形式”，“美是不关功利”的观念流行一时，影响到叔本华与尼采等人。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西学东渐，特别是“五四”之后的文学思潮，大都奉此为圭臬，将“文学”与美文，与唯美主义联系起来，意欲脱离中国传统的诗教观念。④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立学堂，西式教育和学科体制代替中国传统教育及其学术体系，西学的文学观念体系遂得以普及，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于前苏联教育体制与学术理念的过份依赖，因此，我们现在日常流行的文学观念，基本上可以说是西学影响下的产物，与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学”大不相同。
    在先秦时期，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学、哲学等著述典籍统称为“文学”。《论语·先进》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现代人们常用的狭义的“文学”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南朝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中《文学》一门上可以考见，其中文学作为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的人文学术，是从孔门四科而来，主要指儒学与玄学、佛学等人文思想学说，同时也包含有诗赋创作与山水品赏等审美活动。汉时“文学”主要指儒学(即经学)，而讲究文采辞藻者称之为文章。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赞》说：“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⑤这里所指的“儒雅”与“文章”并称，是指两类不同著述。汉末三国时，文学依然指儒学为主的学术。譬如三国时夏侯惠推荐刘劭时称赞他：“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⑥这里文学与文章对举，文学指人文学术修养，文章则指偏重文学性的辞章写作。中国古代虽然有不少讨论文学形式的书籍，比如《诗格》、《赋格》、《文则》等，但是主流的文学观念却是始终将文学事业置于整个人文学术环境之中，通过汉语文化精神去建构文学观念，从传统国学四部与文学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国古代的学术，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一种追求总体有序的学术观念。这是与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注重分类的学术思路有所不同的。自老子与孔子开始，就开始关注对于夏商周文化的评价与文化重构问题。老子认为，夏商周以来的文化，造成文化的断裂与人心的堕落，为此倡导回归大道，老子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⑦《庄子·天下篇》概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⑧庄子认为，道的真理性是至一的，后世由于天下大乱，各执一端，众说纷纭。这种文化理念，也是孔孟所共有的。对于礼崩乐坏的忧患，对于学术不能回归大道的忧虑，构成他们文化批判思想的主体。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正是基于此种学术观念，而提出学术分类观念的：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⑨
    班氏尊儒，他的《汉志》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也是国学四部的前驱。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总结三点：一、最早的学术分类是鉴于道术分裂而产生的，汉武帝开始整理图书正是从这种兴废继绝意识开始的；二、这种图书整理，既是一种目录学上的廛定，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批评的过程。这一点，从汉志到四库，一直十分清楚。三、以文学为内涵的《诗赋略》，是包含在这种学术体系之中的，集部雏形的确立，从一开始便被置于这种学术平台之上。
    从学术分类的演化来看，四部形态的生成，无疑是与汉魏以来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术的演进相关的，对此，《隋志》有过翔实的论述与分析。大体说来，班固在刘向父子《七略》的基础之上编成汉志。汉魏以来，学术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学术多元化成为趋势，西晋荀勖编著《中经新簿》，将所有的书籍分为四类：一为甲部，有六艺及小学等书；二为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为丙部，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为丁部，为诗赋、图赞、汲冢书。将六类约为四类是目录学史上的一次飞跃，但就目录学史而言，东晋南朝时期仍是七部与四部并行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目录学著作，就现存的资料来看，王俭和阮孝绪的著作最有名。王俭由宋入齐，他曾经编过《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和《七志》两种著作，前者遵四部新法，后者循七分旧法。阮孝绪要晚一些，主要活动于梁代，其所编目录学著作为《七录》，其名虽旧，其实很新。王俭之“文翰志”较之荀勖《中经新簿》更为纯粹，但这种纯粹似非基于别集观念的更新，而是继承《七略》“诗赋略”而来。但改为“文翰志”显然有包括其他文体的意思，这一点又被阮孝绪所继承。阮孝绪吸纳了新的学术观念，他虽遵循《七略》的传统，但却促成了四部格局的最终定型。阮孝绪调整了《七录》“文集录”内的分部问题，改变了自《七略》以来登录文翰的方式，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与杂文四部，奠定了后世集部的分类基础。至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集部类除了《隋书·经籍志》所列类别之外，还依据后来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增加了“诗文评类”和“词曲类”。
    所以，这种四部体系之中的文学观念，很难与西方的文学观念相接榫，在四部分类的体系之中，许多按现在的文学观念看来应当是文学的内容，恰恰没有放到集部之中，而被纳入到其他部类之中，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不仅在于集部形态之中，而且分派在经史子部之中。这是与西方纯文学观念大不相同的地方。对此，我们不妨作一些分析。
    首先，被现代人视为文学范畴的《诗经》，从来就没有放到集部中，而是列入经部之中。《诗经》在先秦时代，被当作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应对出处的经典，是人生价值与知识体系的统一体。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论《诗》时强调儒家六艺的有机性，认为《诗经》只是其中的子系列而已：“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⑩这种文学观念谱系，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完整的演绎，《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等五篇“文之枢纽”作为文体论与创作论、鉴赏论之纲领，这种文学思想，不能不说秉承了班固的思想。
    与《诗经》相关的乐府诗，在四部分类之中，则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它与六艺略之中乐类相邻，另一方面，则有民间歌诗的地位。因而，历代艺文志与经籍志对待乐府诗时不尽一致。《汉志》将其列入诗赋略中，有“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班固是从采诗观风的角度来看待乐府，而淡化其郊庙作用，他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1)《隋志》沿袭这一做法，将《乐府歌辞钞》等列入总集中，仍属于集部范畴。《旧唐书》仍将《歌录集》八卷等列入集部之中，但是欧阳修等人编修《新唐书》时，却将乐府诗与乐论等并列入经部之中，集部中不再有乐府诗的著录，与《隋志》不同。这可见欧阳修等人的尊经倾向导致了四部分类标准与前人有所不同。
    其次，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被列入子部中，而没有列入集部。在西方，小说作为叙事艺术，一直受到重视，但是在中国，小说由于与诗歌、音乐等易于教化的文艺体裁相比，娱乐成分较大，历来受到轻视，作为观风的附庸，而被列入子部。《汉志》已列有小说家十九家，东汉思想家桓潭言：“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2)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对于小说评价颇低：“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3)小说由于追求娱乐，虽然必有可观者，但是君子弗为。班固在列入小说篇名时往往加以恶评。魏晋时代的小说很发达，产生了《世说新语》这样的笔记小说，但是只被列入子部中。《隋志》在子部列入《世说》、《笑林》等25部，评价上算是比《汉志》宽容了一些，但是也仅仅将其作为观风察政的器物：“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14)可见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观念并不覆盖这类作品。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梁启超等人鼓吹“小说界革命”，小说的作用才得到重视与推介。
    再次，传统的文字学著作没有被纳入集部之中，而是一直被列入经部之中。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按照现代的文学观念，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作为符号而依附于文学写作。但是在传统的学术分类之中，文字首先是作为文化载体而存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素，《汉书·艺文志》在经部中列入《史籀》、《苍颉》、《凡将》、《急就》等小学十家，共四十五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序录中提出：“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15)在班固看来，文字是经典的载体，这种载体不仅是简单的表征，而且是有着深厚的人文意蕴，可以传述经典，而不徒为调弄性情的器具。《隋志》在经部列入《急就》、《千字文》、《说文》、《字林》、《声类》、《韵集》、《四声指归》等典籍外，还列入《国语》十五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鲜卑号令》一卷等典籍。作者提出：“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16)认为语言文字是传承汉文化的基础。章太炎在《文学说例》中提出：“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17)他强调文字是了解文学的根本，特别是在文化断裂面临修复时，文字便成为文化传承，经典复兴的精神纽带，不仅仅是人选为现代文学观念体系中的表现形式与表音字符了。章太炎在系统的论证中，强调语言文字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后代孽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伽、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语言声音而造。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18)正是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这样富有中国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章太炎才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论纲》中评价章太炎的文字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一个由最初极少的古字逐渐孽乳衍生而生成的，彼此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每一个字词都与它的字词有着特殊的关联，并形成自己各级繁多而相对独立的意蕴与意味，中国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思想、感情、情绪和意味，是它种语言所无法完整地进行表达的，而它种民族语言所能表达的，中国语言文字也是无法完整地进行表达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语言体系，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将中华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这可说是对于章太炎文字理论的正确阐述。
    从四部分类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发现文学事业与文学活动的根本性的价值观念，并不仅仅在于集部之中，而在于思想性、经典性更强的经部与子部、史部中，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以贯之的文学观念，即文学不仅仅是吟咏情性的产物，而且是一种超越情性的人文精神的转化，是一种形而上的引领与感性活动的结合。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代流行的文学观念相比，具备了更丰富的人文蕴涵。
    二集部的划分与文学观念
    我们再来看集部分类与文学观念之关系。依照清代四库全书的划分，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五种。这种划分，大致反映出集部历代演变的线索，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原始面貌，即它是一个以人文学说作为基础的文学观念体系。
    最典型的莫过于将《楚辞》作为集部首类与基石的传统观念。这是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将《楚辞》与乐府列入《诗赋略》，奠定了集部的文学观念之基础。南朝梁代的阮孝绪吸纳了新的学术观念，更新了“文集录”内的分类情况，调整了自《七略》以来登录文翰的方式，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与杂文四部。楚辞从此在四部体系中登上首位。
    屈原蹈仁践义，九死未悔，《离骚》情感炽烈，想象恢肆，用典谲奇，辞采瑰丽，在当时就广受推崇，西汉统治者来自于楚地，受楚风影响，再加上汉初失意文士与郡王命运多与屈原相似，于是在汉代，效骚命篇成为风尚，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就收录有这类作品。在汉代，屈原的作品，尤其是《离骚》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并被尊崇为“经”，从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的一系列褒贬争讼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屈原的地位。
    班固在关于屈原与离骚的评价上，不赞同刘安与司马迁的观点，他认为《楚辞》是《诗》之流变：“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20)班固认为《楚辞》是“贤人失志之赋”，突出了它的个体性。萧统在《文选·序》中进一步评价道: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21)
    萧统指出屈原是骚人之始祖。《文选》出于这种观念，在三十八种文体之中，专列“骚”之一体，集中选编了屈原与宋玉、刘安的九篇作品。刘勰则在《文心雕龙》将《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列举了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于《离骚》的不同评价，指出：“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22)刘勰强调楚辞既与《诗经》有传承关系，同时更具创新之价值。《隋书·经籍志》楚辞类叙录仍承刘勰的看法，作者提出：“《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23)这一观念为后来的诸志所继承。例如《旧唐书·经籍志》论集部时提出：“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文章事类。”(24)《新唐书·艺文志》提出：“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25)这些作者都认为，《楚辞》有别于一般的诗赋，故应当单列独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章《屈原及宋玉》指出：“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26)因此，集部中楚辞类的独立，以及专列于集部的首位，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自立的标志。尽管儒学之士一再强调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乃《诗经》的流变，但《楚辞》以其情感炽列，想象奇特，词采瑰丽这些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契合的价值与形式，奠定了中国固有的集部文学形态基础的价值观念。后世集部中的其他分类，如别集、总集、诗文评和词曲类中的文学观念，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再来看别集。它可以说是楚辞精神的拓展。四库提要《别集类》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27)今人余嘉锡先生则在《目录学发微》中提出，别集最早可推溯到西汉的扬雄。这些看法，偏重于图书目录的划分。其实，关于别集的文学精神蕴涵，倒是《隋书·经籍志》说得更清楚一些。《隋书·经籍志》在别集类小序中说：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屈原)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28)
    《隋志》强调别集之名，始于东汉所创，是文士心灵世界的集聚，志尚不同，情性有别，发而为文，集聚流传，自然形成了别集。其中强调别集的心灵学蕴涵，这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文学观念之廛定。
    不过，《隋志》笼统地说别集始于后汉，更确切地说来，应当是东汉末年。以曹操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深感于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与民生的痛苦，渴望在动荡的年岁中建功立业，故而建安文学以反映动乱，抒写怀抱为特点，感物兴想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色。如曹植《赠徐干》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应瑒《公宴诗》：“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曹植《与杨德祖书》：“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29)曹植也指出了当时的文士踊跃从事写作的状况。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曹植最早为自己编辑了诗集《前录》，并写了《前录序》：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30)
    这一段话可以视为汉魏文士自觉为集的宣言，对于认识集部何以在汉魏之际的兴起，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曹植死后，魏明帝又命人将曹植的文章编为集子，其形态与规模，于今皆不可考。但从此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别集孕育的过程。《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说曹丕当年曾经征求过孔融的文章编为一集，后来在建安七子中的几个人去世后，又将他们的文章收罗，裒为文集。
    但是，别集的兴盛是否就是纯文学的兴起，尚有商榷之处。余嘉锡先生指出：“东汉之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流风所渐，魏晋尤甚。”(31)文士在当时，以汲汲乎著书为能事，表现出一种生命的重新认同，可以说是人生的自觉。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提出：“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32)曹丕在《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3)但他所谓的文章，不仅是指文学范畴的诗赋，更主要的是指《典论》这样的子书，而《论文》则是这部子书中的一篇，采用单篇杂论的形式而出现。曹丕指出：“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曹丕还赞叹：“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称赞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善于著述立论。他还在著名的《与吴质书》中叹道：“(伟长)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34)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的《文学略说》中指出：“然魏文论文，不数宴游之作，而独称徐干为不朽者，盖犹视著作之文尊于独行者也。”(35)他所说的“独行者”，主要指诗赋作者。《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於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36)
    这段记载令人深思。参照这段记录，我们可知《典论·论文》中提出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曹丕感于生命无常，年寿不永的心态是相关的，他在与好友大理寺卿王朗的信中，坦诚地说出了当时作为王侯的他忧惧死亡而写出了《典论》等篇章，是为了实现古人所说死而不朽的目的，为此他撰著《典论》与诗赋百余篇，与诸儒共同讨论大义，侃侃无倦。当时的文士卞兰在上表中赞美曹丕：“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絶性，体明逹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37)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对于曹丕文章的赞美，包含着《典论》与诗赋这样一个综合文体。
    别集在集部中比重最大，内容也最为芜杂，文体上也多样。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中论及别集时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祗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远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38)这可以说是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从现在所见到《隋志》著录的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中，可知汉魏六朝的别集作者成分很杂，既有文学家，亦有政论家，政治家，而且有三曹等人的作品。再从今天见到四库的别集来看，也是各种文体都有，内容很丰富，很多是从子书衍生出来的，内容多涉经史等，诗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时的著述最高的境界，不是诗赋，而是六艺与诸子之文。我们试以对于建安与魏晋文学影响最大的汉末蔡邕的集子来考察。从四库今传的明末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所收的《蔡中郎集》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篇目的分布情况：
    蔡邕与曹操相交甚深，对王粲有知遇之恩，又是蔡文姬的父亲，他对于汉末与魏晋文学的影响历来为学界所认同。他的别集之中，有十一类文体，而诗赋只占有一成，而与文学相关的连珠与颂、赞也只有三成，合起来也就三分之一左右，大量的是实用文体。在现存的曹操与曹丕等人的别集中，情况大体上差不多。这也可见，别集的兴盛，实际上是包括整个诗赋在内的整个学术繁荣的彰显，文学繁荣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至于总集，则同样是一个泛文学的范畴。《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分为诗赋、乐府、七、论、赞等诸种文体，有的是专门文体的汇编，如《诗集钞》、《玉台新咏》、《七林》，有的则是各种文体的汇编，如《文选》。《隋书·经籍志》叙录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39)自挚虞而下至阮氏编《七录》之时，此种书籍部帙颇繁，体例也已成熟，故可独立单列，无须更加演绎。四库集部总叙曰：“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40)这种编修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着文学观念因素在内。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论》便体现出这样的观念。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在论及赋的起源与文体特点时他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41)当然，挚虞在解释赋比兴时也提出了一些较好的观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萧统与他周遭的文学人物编选了《文选》，而萧纲与他的文学侍从徐陵等人则编选《玉台新咏》，一部是雅文学的总集，另一部则是俗文学的总集，萧统与萧纲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学集团。萧统编选文选的标准，体现出六朝文体辨识意识，即本着“文本同而末异”的观念，从大人文的角度去分别文体，编选总集，并非就是纯文学的观念。他首先认为孔孟的经典，不宜作为总集中的选篇加以删削，而老庄管孟之作，不在能文之列，所以也不选编，至于那些辨士之作，虽然语辞华美，但是难以印证，事异篇章，所以也不选取。而史书重在褒贬是非，纪录史实，也不属于词人才子，惟有史书中的赞论，由于富有文彩，可以入选其中。“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42)《隋志》总集类所录还有萧统名下所编的《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则列为二十卷)，将诗与文相分列，也是出于这种文学观念。萧统的《文选序》及其《文选》，通过选文标准的建立，及其这部总集的编选实践，对于汉魏以来的总集编选以及文学批评标准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章太炎在《国故论衡》的《文学总略》中指出：“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籍’，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不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论也。”“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43)也就是说，昭明太子总体的文学观念，不能说就是超越儒家文学范畴的。萧统在《荅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44)这里所指的“文”显然是一个宽泛的文章概念，并不专指现在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的《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指出：“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概谓之笔。”(45)这大体上道出了当时之所谓“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于现在的文学观念。
    再来看诗文评类。诗文评在《汉志》中没有专列，一则是当时的文学批评还未发达，二是相关内容列入其他部类之中，如《毛诗序》列入经部中，其他的相关内容列入子部中为多，《隋志》则开始将《诗评》三卷、《文心雕龙》十卷专门列入总集之末，《宋史·艺文志》则列入“文史类”之中。四库馆臣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此所论著，不出词五例中矣。……《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稗于文章欤？”(46)这一段话大致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诗文评的历史以及其在目录中的部次；其二为诗文评的五种体例。诗文评兴起乃是因为文学创作的繁荣，引起了人们探讨文心奥妙的兴趣，同时自觉对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达到了很高的思想维度。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中说：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47)
    所以诗文评著作文献要断自《文心雕龙》和《诗品》。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个大文学理论的体系，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文笔之辨中，他是反对萧绎等人将圣人经典排斥在“文”的范畴之外的观念，而力主将圣人经典纳入文学范畴之内的。他反对当时文士用有韵与无韵等形式要素规定文学的观念，坚持将文学放到人文视野中去对待。文学自觉并不表现在文学用文学在整个人文学术中孤立起来，而恰恰是将其放到整个人类活动与人文精神上去加以激活。
    但我们在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古代的“诗文评”，不能被看做是西方文学观念体系中“文学批评”的代名词。四库馆臣认为从体裁类型上看应该分为五种，在今天看来似为四种：一是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体研究派；二是以锺嵘《诗品》为代表的艺术评论派；三是以皎然《诗式》为代表的诗格；四是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代表的诗话。这四种前二种似较明确，皎然《诗式》专讲怎样作诗以及诗中的规矩，在他之前此类作品可能很多，现在流传的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便保留了南朝至隋唐的有关议论。这种类型在唐以后也不少，如今人张伯伟整理的《五代诗格》等。朱自清先生在《诗言辨》中指出：“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48)这种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其中仍藏有古代学术观念向现代学术观念的艰难转变。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建构，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出版的《支那诗论史》开始的，它说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有赖于西方现代学术文化的整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是中西文化综合的产物。一九二七年，陈钟凡最早出版了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学科的草创初辟。嗣后，又陆续出版了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刘大杰、朱东润等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建国后，特别是进入“文革”后的新时期，出版了敏泽、张少康等独著，王运熙、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著作，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推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工作与学科建设。从学科的名称来说，西方文艺学一般分成“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分，这是从西方既有的文化传统去划分的，因而陈钟凡、罗根泽等先生认为，西方文艺学所说的狭义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按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范畴，应当是涵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诸方面的学问。后来出版的一些同类著作就用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名称。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更能彰显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论来阐释原理的特点，是中国文学批评关注人文性、现实性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用“中国文学批评”来指称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内的中国古代至现代的文艺学，似乎更能体现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化特征。
    最后我们再来看集部中的词曲类。在中国古代社会，词曲的地位向来地下，四库馆臣集部词曲类提要指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源流，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流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中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49)虽然词、曲与《诗三百》同样是源流之别，但其地位仍不能得到承认。这里当是贵古贱今的思想在干扰。然而就其分类的思想而言，词分五类，曲存二种，又是对整个集部分类具体而微的模仿。至王国维，在《宋元戏典考》等著作中，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给予了重新的评价。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所言：“小说、词曲、诗文评，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50)这说透了词曲类在集部中的文学意义的复活过程。
    结论
    综上所论，从传统四部的生成与集部和自身发展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出，一、四部的生成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的道一分殊的理念衍生出来的学术分类观念，从方法上来说，重在彼此之间的总体联系，不同于西方学术重视一分为二式的方法论。因此，四部之间强调彼此之间的互相联系，最高的学术境界臻于道的总体把握。二、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虽然较多地表现在集部形态之中，但决不止于集部之中，其形而上学往往在于经史子部三部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在方法上要从四部的互相联系之中。三、由于四部的这种特殊关系，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始终存在于一个人文学术的总体环境之中，客观上也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杂文学”的特点。但这不应当从贬义上去理解，而需要尊重中国古代自身学术体系与理念的立场上去考量。
    那么，有没有中西可以互通的文学观念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大体上来说，这种文学观念区分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范畴，是个体的人抒发情志，通过特定的体裁与形式美表现出来的文字艺术。简言之，即它的抒情性与形式之美。但西方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自身的特点，而中国古代则注重文学与其他精神文化的联系。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是从固有的人文学说和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体系。其中主要受《周易》的影响，《周易》作为秦汉诸家人文学说的集大成者，它的学说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兼三材而两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与方法，将天地人融合一体，去看待文学活动，彰显文学观念。这一点在刘勰《文心雕龙》的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原道》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认为文学活动源自于天地自然之心，人类的文学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对自然的体认，是形而上之的精神之道。中国文学观念将文学的吟咏情性的当下性与宇宙自然之道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引申到具体的文学观念：“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51)情信辞巧、衔华佩实，是六朝时代文学自觉时代产生的基本文学观念，影响到唐宋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念。
    近现代以来，西方教育与学术体制全面影响中国，文学观念也受西学的肢解，传统的文学观念体系日渐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与宣传家，章太炎在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从事讲学，积极宣传西方学说的同时，以他深湛的国学修养与人格精神，坚持从中国传统的四部学说去认识文学观念，晚年他所作的《国学讲演录》，仍然用《小说略》、《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来构建他的大文学观念。章太炎在《国故论衡》的《文学总略》篇中，根据朴学方法的考证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了他对文学的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扎，谓之章。”(52)接着，章太炎对于文学作了细致的分类，他首先将“文”分为“有句读”和“无句读”文，其区别为是否有“兴会神味”，然后又将有句读文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其区别为是否以感人为主。他的文学观念现在看来，固然可以再商榷，但是章太炎立足于本土文化，注重从人文学说内在联系方面去观察与认识文学观念的思想方法，是有明显的人文价值的。
    与此同时，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人引进西方的文学与美学观念，主张文学与美学的独立精神，提出：“餔餟的文学，决非文学也。”“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53)王国维立足于中国文化精神，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传统的戏曲与诗词，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进行，在《人间词话》与《宋元戏典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在《屈子文学之精神》、《红楼梦评论》等著论中存在着用西方文学观念过度阐释中国文学的偏颇。“五四”以来的许多学者与文人，在大力引进西学阐释与建构文学观念时，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与游戏性，固然对于中国新文学事业带来了变化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事业与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对于固有的文学观念与人文学说弃之不顾，从而造成了当今文学观念与文学事业的许多偏差，人文流失，感官泛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从西方文学观念出发，郢书燕说，方枘圆凿的研究方法，已成固定模式，积重难返。因此，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出发，去重建中国文学观念与理论，应当是时候了。
    注释：
    ①作为现代新媒介的网站百科，在表述一般性的常识与观念方面，相对于教科书，更具有通识性，故加以采用。此条参照各相关教科书，内容基本一致而影响力显然更大。
    ②参见王齐洲：《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③参见鲍姆加滕著，王旭晓译：《简明美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④例如王国维的文学与美学思想深受康德与叔本、尼采的影响，他撰有《康德像赞》、《德国哲学大家康德传》等，参见《王国维文集》卷3，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⑤[汉]班固：《汉书》卷58《公孙卜式倪宽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34页。
    ⑥[晋]陈寿：《三国志》卷21《魏书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9页。
    ⑦[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48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8页。
    ⑧[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6页。
    ⑨[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1页。
    ⑩[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3页。
    (11)[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56页。
    (1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31，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988页。
    (13)[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45页。
    (14)[唐]魏征等：《隋书》卷34《经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2页。
    (15)[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1页。
    (16)[唐]魏征等：《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46页。
    (17)见简夷之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03页。
    (18)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陈平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页。
    (19)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新国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0)[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56页。
    (2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第2页。
    (22)[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
    (23)[唐]魏征等：《隋书》卷35《经籍志四》，第1055—1056页。
    (2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4页。
    (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7《艺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1页。
    (26)《鲁迅全集》卷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
    (27)[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8《集部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1页。
    (28)[唐]魏征等：《隋书》卷35《经籍志四》，第1081页。
    (2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42，第1306页。
    (30)[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
    (3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32页。
    (32)[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91，第259页。
    (33)[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8，第387页。
    (3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2，第1566页。
    (35)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36)[晋]陈寿：《三国志》卷2《魏书二》，第88页。
    (37)[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30，第507页。
    (38)[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卷4《立言篇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52页。
    (39)[唐]魏征等：《隋书》卷35《经籍志四》，第1089—1090页。
    (40)[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8，第1971页。
    (4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第447页。
    (4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第2页。
    (43)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9、43页。
    (44)[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20，第233页。
    (45)《鲁迅全集》卷9，第346页。
    (46)[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5《集部四十八》，第2736页。
    (47)[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6、726—727页。
    (48)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8页。
    (49)[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5《集部五十一》，第2779页。
    (50)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188页。
    (51)[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第1、2、15、16页。
    (52)章太炎：《国故论衡》，第38页。
    (53)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集》卷1，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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