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命题的提出已有多年，这是进入新世纪后经西方理论家的鼓噪，又一次移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然而，与以往西方批评形态及研究模式的移植有所不同，“后理论”话语的提出更具全球性与根本性，它带有某种程度的价值定位与方向选择等方面的展望与规定。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出版，到拉曼·塞尔登等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中对“后理论”现象的专题介绍，①再到国内学界对该命题的持续关注与探讨，②种种迹象表明，文学理论在历经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与“理论终结论”的影响后，是否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衰落的状态，其发展的前景与出路何在？人们是否还可以继续预测理论终结后文学理论的走向与这一境况下的知识生产等等，这实际已成为国内理论界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的一个焦点性问题。正是基于如上背景，本文力图进一步分析“后理论时代”的文化场域与文学理论的知识景观，并对这一背景下文艺理论的知识生产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后理论”及其文化场域
    依国内学界的看法，詹明信是最早发出理论终结“讣告”的预言家。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在《德国批评传统》一文中，他曾不无惋惜地慨叹：“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的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马尔库塞的去世；阿尔都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贝歇的自杀为标志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的谢世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结构主义的有所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指望能够在语言的领域里找到堪与60年代的地震图标转移或结构主义诞生所引起的震动相比拟的任何新发现。”[1]303进入新世纪后，伊格尔顿以《理论之后》的出版，宣告了一个理论时代的终结和对一种新理论到来的期待。他不无悲观地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开创性的著作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威廉斯、伊丽格瑞、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苏、哈贝马斯、杰姆逊和萨义德等人早先开拓性的著述也有数十年了。这以后并没有很多可与这些奠基者的雄心和独创性媲美的著作问世。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后遭遇了不测。命运使巴特在巴黎的一辆洗衣行的车下命丧黄泉，福柯因艾滋病而备受痛苦，送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因弑妻被罚而关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2]3-4伊格尔顿预言的依据是，一代思想家的纷纷离去与新的理论思想的空缺及贫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近由拉曼·塞尔登等学者编撰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的结论中，作者以“后理论”命名，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问题性。该著作认为，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奏响了新的调子，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After-or Post-Theory)转向的时代开始了。③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复位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对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研究或者说更一般意义上对文化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吗？)的研究以及当代的种种理论都处于视野之外。这种对最近的过去的弃绝是令人惊异的。难道这个时代有太多错误的构思吗？难道这类弃绝的术语不应该更仔细地思索吗？难道现在的任务中没有一项要重新承担起对文学和文化以及对当代的理论化，以便更完整地理解这些转型的或者说另一种思路的术语吗？[3]326-339拉曼·塞尔登等人的思考，揭示了“后理论”时代所隐含的两个重大问题域，其一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遗产，其二是理论之后的出路何在，我们是否需要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等。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则需要依据对“后理论”时代所呈现的文化场域的科学认知与理解。诚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种种文化观念随着由他们所映照的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后理论”时代所依赖与生成的文化场域是复杂且极富悖论性的。这是一个“失与得”并存，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乱像杂糅共生的时代。一方面是某种观念的快速生产与炮制，而另一方面是思想、价值等具有根基性的东西的衰落、遗忘与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性危机。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把这一时代称之为消解文化整体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形象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与其说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化，不如说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的世界橱窗”，让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在，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因此，全球化进程似乎并不是在制造文化的单一性；相反它是差异、权力争斗、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4]18-19格尔顿的判断是，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我们已经从认真、自律、顺从转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乐、拼命犯上。如果存在着广泛的不满，那么，同时也存在着虚幻的希望。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文化也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符号和景观逐渐充斥着社会生活。[2]25-26伊格尔顿的结论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遗忘的政治”。这些新的文化观念涌现于文化本身正变得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非同寻常。“文化”表示的就是这样辉煌的综合，文化是摇摇欲坠的掩体，工业资本主义厌恶的价值观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2]25
    人文科学的生存危机及其生产危机，也是形成“后理论”时代文化场域的重要根系与基础。早在20世纪后期，一些思想家就注意到了这种状况。美国人类学者马尔库斯、费彻尔在谈到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时指出：“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而人文学科“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变幻时代，与范式或总体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让步于范式失却其合理性与权威性的时期、理论中心论让步于现实细节论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产生的前提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细节。”[5]24-26这似乎是当代社会文化景观的一种真实写照，随着后现代文化的转向，许多时尚的、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以及形式多样的文化样式已纷纷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文本。“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恋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6]154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的分析更为深刻与彻底，“人文科学已经丧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诩不受权势的玷污。它如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就至关重要”[2]27。人文学科或“文化”，是敏锐地显示现代性整体危机的所在。文化涉及礼仪、社群、想象力的创造、精神价值、道德质量以及生活经验的肌理，所有这些都陷入了冷漠无情的工业资本主义重围之中。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似乎都已臣服于这野蛮的秩序。哲学沉迷于“什么都不重要”与“什么都非不重要”的逻辑区分里，因而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2]83当然，伊格尔顿并非一个文化悲观主义者，后理论时代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的生成与开启，依某些学者的看法，《理论之后》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而是预示着一种新的走向。文化理论必须重新积极进取地思考，这并不是为了给予西方世界的生存以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寻求新的价值方向。在“失与得”一章的结尾，伊格尔顿强调，“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却没能兑现承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它面带羞愧，生物学、宗教和革命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与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表明的，自己对这些根本问题建言甚少或无所建言，是历史上相当尴尬的一个时刻”[2]102。作者的这一论断，既是对20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与理论生产中的某些重大失误的深刻反省与批评，也是对“后理论”时代人类的思想和价值创造所寄予的展望与期待，对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知识生产是极富启发性的。
    二、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
    知识图景是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探讨文学理论的理论视角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示理论构型的一种整体样态。“被表现的事物并不具有客体的性质，而是具有图式的性质”。知识图景的显著特征是显示思想的全景，它通过干预现实，对现存的事物进行重组，从而也提供了一种阐释方法的综合性框架。“如果理论框架是建构性的，则它实质上是加诸作品之上的一组坐标体系以对其进行认知；如果它是操作性的，则是为了解释事物的生成过程而构造的一套网络结构。”[7]164-168由此可见，知识图景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文化是富有意味的网”，福柯的“知识型”以及布迪厄的“场域”等，均是含义相近的概念，表明知识图景也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形成的一种更具根本性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由此观之，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就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其中既有丰富的思想取向、文化观念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又有审美与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不断积累与建构。从这种界定来判断，我们所理解的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既不是基于“语言学转向”视阈下的知识范式，也不是为“文化研究”所取代且脱离了文学性的理论形态，它呈现出或者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从文学理论基本的知识面貌看，大理论的消退与小写的、众多的“理论”形态的孵化与生成是一个重要的转向。伊格尔顿的观点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风光不再。不管怎样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使我们确信，宏大叙事已经成为了历史，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终点。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而应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论。如果说它注定要和雄心勃勃的全球历史紧密结合，它一定有着自己可以响应的资源，其深度和广度与自己所面临的局势相当。[2]213拉曼·塞尔登等人指出，1985年到2005年之间的“当代文学理论”领域发生了许多动荡和变化，首先，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发，但也大量的相互竞争。文学研究的领域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过去30年来的理论论争留下了不少重大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所有文学批评活动总是要由理论来支撑；不论是什么样的理论都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如果不是明显地政治的——立场；而不是看起来哲学上绝对的；大写的理论不再显然是单一的、令人敬畏的；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3]10-11所谓“大理论”的消退，是指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衰落，这种理论以雄心勃勃的创造解释一切，尤其是先验地预设文学理论的整体面貌与标准话语，在以往文学理论知识构成中，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的流行，定于一尊的大原理与概论性书写，大都与“大理论”的思维模式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知识的系统生产，‘大理论’的知识构成往往具有一种‘学科帝国主义’的局限性，其知识系统在急剧膨胀的同时，扩大了这一知识视域中的某些问题，而遮蔽了另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学科帝国主义’缺乏自身的反思批判性，因此需要调整知识生产的策略和视域并形成另类视域，而小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8]所谓“小理论”是指具有反思性且面向文化与文学实践的理论，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这种理论或许会重新奠定文学性的根基，回归诗学，甚至重新恢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生机，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领域。因此，伊格尔顿的“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种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宏大的新构想既包含了一种拓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对自由主义某些原则的重新评价。”[3]338
    其次，知识范式上的跨界性即跨学科性将愈来愈突出，从而为所谓“小理论”的生成提供学科的依据和学理的基础，有利于突破文学理论的单一学科化模式，强化与延宕理论的多元性、具体性和差异性。文学理论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跨界研究与跨学科性。卡勒对理论的界定有四点：“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话话。2.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它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9]16在“后理论”一节中，拉曼·塞尔登等强调，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重要的不仅是理论的含义，还有那“某种东西”(“文学的”、“读解”、“文化”、“政治”)的含义以及如何理解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一些新的批评还引进了一些更专门的领域，譬如与法律、生态、空间、地域等相关的话题与讨论。这类话题与讨论也常常被称作新的跨学科的创造，既不是狭窄的文本，也不是完全理论的，而是内在形式的精微与深刻之处以及当今社会与政治的介入。[3]333-334审视20世纪西方文论及批评方式的意义与经验，从知识范式的层面看，它所彰显的价值就在于跨界研究与跨学科的构型作用。20世纪西方的诸种理论及批评实践，主要呈现为一种阐释性的话语系统，其特征是把某种具有构型性的学科观念与文本内涵有机结合，在与学科观念相统一的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生成具有范导性的理论话语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定知识系统、方法论意义与阐释空间的话语模式，即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式”创造。无论从学理的构成，还是从阐释空间的拓展看，诸多批评形态大都体现出重要的理论生成效果，起到类似詹姆逊所说的“元批评的作用”，这当然是跨学科互渗的结果。所以说，学科的范围不存在神圣的规定。如果历史驶入另一个阶段——如果传统的学科框架成为进一步认识的遮蔽，人们没有必要效忠于某种“学科领土权”而拒绝敞开边界。许多学科的疆域始终游移多变。从一个学科内部的积累到多学科交叉导致的视域调整，从社会需求的浮动到学院建制的改变，这一切均有可能成为重新勘定学科版图的理由。[10]但是，文学理论的跨界研究与跨学科互渗，绝不意味着文学性及其知识谱系的消解，作为文学理论知识形态自主性依据的学科理论范式层，似乎更应是这种跨界性与跨学科性所依持的圆心，而那些借助于某种思想与观念实施文学批评实践的诸多理论实验与探险则更多地游移于这一圆心的周围。
    最后，鉴于对文化研究阐释经验的深刻反思，后理论已显现出回归文学的某种表征。戴维·凯洛尔和乔纳森·卡勒在90年代曾指出过，倘若文学经典的现状受到质疑，倘若文学、艺术和一般文本证据已经形成的完整性被内在矛盾、边缘性和不确定性等观念驱逐，倘若客观事实被叙事结构的观念取代，倘若阅读主体规范的统一性遭到怀疑，那就必然是，很可能根本与文学无关的“理论”在捣乱。[3]326在一些学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后对文化研究及其诸多理论的兴趣与依赖，似乎起到了一种更阔大的作用，但也可能让人感到的是对文学正业的一种偏离，一种令人畏惧的、受到挫折的偏离，或者是一种时髦的偏离。文学与文学性的显著标志被种族、性、性别的种种规范、律条遮蔽了，如卡勒所强调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研究及其文本分析的方法就只能遵从社会学意味很强的文化研究的模式，沦落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症候式解释’”。事实上，文学理论与研究已拓展得太远，它变成了自觉虚构的后现代文化的共同语。这样的拓展在卡勒看来，势必使文学的特征与批评锋芒丧失，因此，他合理地指出，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到被理论“抛入外圈黑暗之中”的文本细读的传说……[3]329-330按照我们的理解，“后理论”在关注大问题的同时，更应关注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符号的艺术性建构，关注审美性经验及其阐释在文化研究中的归位。这种归位或者侧重文化诗学的理论取向，或者侧重一种元批评的阐释方法，或者更注重新构筑理论场域中的文学与审美的深度结合等等，无论理论与学科的跨界有多广，作为“与文本相关联的诗性(审美性)阐释理论”，它应始终保持审美性的质量，即通过审美价值判断，把生活与作品中蕴涵的美发掘出来，以超越人类的日常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
    三、知识生产的路径及选择
    “后理论”时代知识生产问题的提出极为重要且极为复杂，它无疑面临着诸多的困惑与焦虑，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选择。诸如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与趋同现象，高度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与消费语境的日渐建立，文化建构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与精神价值趋于消解的状况，理论生产的空前冷落以及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的现状。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往往是共生的，经济的全球化时代要驱动文化思维、审美趣味的一体化，甚至文艺产品的克隆化。面对异土情调、异样风格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大举挺进，第三世界往往显得惊慌失措，精神阵地溃不成军，其文化核心阶层大抵最后借助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或宗教信仰的道德律令作生硬的限制与抵抗”[11]。从广义的文化与价值层面表现出的消解性危机，到精神生产领域内人文学科所呈现的时代性焦虑，再到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困惑与茫然，诸多现象无一例外地表明，面对后理论时代的知识生产的多重性危机和焦虑，只有科学的思考和探索知识生产的合理路径及其选择，才能找到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依照我们的理解，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知识图景生成的价值定位，将可能构成其知识生产特定取向与路径的关键所在，进而也成为当代中国文论需要深度反思及其认同性选择的重要面向。
    其一，与“大理论”消退及“小理论”的孵化与使用相关联，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则更多地转向文化政治，强调理论生产应承担公共领域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后现代主义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性等概念的厌倦意味着它已经丧失了深度与雄心。后现代文化理论远非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更是其同谋、附丽于——正因为是资本主义——其侵略性、杂交性与多元性之上。至于价值问题，伊格尔顿评论说，对固定的等级制的解构“轻而易举地与人们熟知的市场对一切价值的革命性铲平同时诞生了”[3]337-338。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理论之后的价值选择是什么？伊格尔顿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或文化政治。他说，“文化可利用它漂流在社会之中这一事实，超越社会褊狭的界限，探究那些对全人类至关重要的事件。它可以具有普遍性，而非仅局限于狭窄的历史性。它能提出终极问题，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用的或狭隘的问题”[2]95。“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忽略这些，目光会相当短浅”[2]30。如上表述应看作是伊格尔顿“文化政治”观念的核心所在，即文学理论生产中的“微观政治”取向。
    历史地看，面向社会文化公共领域，指出社会发展中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问题性，是20世纪西方文论在知识生产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由此推动和形成了西方文论参与文化政治建构及新观念的不断生成。伊格尔顿作为政治批评的倡导者，坚信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情感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广的信念，涉及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2]196-19时隔20年在对后理论时代的描述中，伊格尔顿秉承其“政治批评”的信念，继续依持那些形而上学的宏观政治的大问题，但却更加强调知识生产向文化政治的转向与渗透。所谓文化政治，即是指区别于具有宏大叙事特质的社会政治的一种微观政治。它更多地指向性别、种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与社会政治相比，它更富于生存的具体性与文化意味，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被文化所规定和塑造。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政治是社会政治的实践性呈现与延伸，它构成了文学生存的栖息地，是文学理论面向公共文化领域的基本寓所。诚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所谓微观政治现在就成了时代的命令。……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域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代之者则将是那个流动的、不再居于中心的主体。不再有任何连贯的系统或统一的历史让人去加以反对，而只有一批各自分立的权力、话语、实践、叙事。[12]227由此可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可能将成为“众多的理论”，“差异的理论”，面向文学实践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这些现象和存在正是形成其理论的动力和价值的基础所在。
    其二，与知识范式上的跨界性和跨学科性相适应，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应更加突出反思性与思想生产的深度综合。这也是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为什么需要反思性，伊格尔顿的分析是，我们拥有一个不间断地在穿衣镜前表演的整体社会，把它所做的每一件事编织进一个巨型文本，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着这个文本世界那鬼怪般的镜像，这意味着文化变得日渐狭隘，也变得日渐空泛，平淡乏味在褊狭盲从中找到了回音。因此，文化在认同意义上已变得更为迫切。由此可见，对我们的处境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我们处境的一部分，是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的一个特点。[2]48-4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后理论的真正使命就是对迄今为止尚未触及和思考过的问题进行探索的种种可能性。但这一工作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被大理论和文化研究所遮蔽的大问题，反倒可以在理论之后的小理论的视野中凸现出来。华康德甚至认为，一种真正新颖的思维方式，即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其标志之一就是它不仅能超越它最初被公之于世时受各种因素限定的学术情境和经验领域，从而产生颇有创见的命题，而且还在于它能反思自身，甚至能跳出自身来反思自身。[13]11只有这种反思性甚至批判性的价值取向，才为文学理论进入“深度综合”奠定观念基础。因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它不仅针对其它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它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文化研究打破了各学科间的界限，促进了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的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但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理论。所谓文学理论的深度综合，既指思维形态与方法论层面的吸收与借鉴，也包括在思想根基与文学性向度方面的建基与会通。博采各种文论形态有益的资源与创见，在一种新的基点上进行创造性建构，是理论创造走向博大精深的一个必要环节。无论如何地实施跨学科与跨文化，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文学理论为跨界中的聚焦点与圆心，它既是一种广延性极强的人文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研究与阐释文学审美现象的自主性理论，它必须依赖特定的文学经验、形式、情感、心智与形象，类似于杰姆逊所讲的一种文学的“协力关系网”，拉尔夫·科恩所强调的，文学理论应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的源泉、分析的基础，以便发现和开拓出生活与意义的某种可能性空间。
    拉曼·塞尔登等在《后理论》一书中指出，伊格尔顿敦促理论承担风险，他自己就承担了进入某些极端敏感的政治领域的风险，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尽管他的新构想包罗甚广，但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或范畴，那就是“艺术”，也可以说是“文学”。在他的手中，“文化理论”似乎从文学或审美领域游离开去了，而其他人却寻求对文学和审美的结合，或重新构筑与它们的关系。[3]338这一评价是中肯且富有见地的。不仅是对“文化研究”现象的深刻反省，也包含了对当代文学理论过度推崇文化阐释的某种程度的批评。事实上，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文化与审美是不能绝然分开的，文化政治也往往采取审美的方式，使之成为一种审美的政治。詹明信说，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从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不要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终达到某种政治的判断。[1]7文学理论所面对的“知识型”，是丰富的“诗性”及“诗化”形态，是具有审美经验特征的文化类型，是“诗化的文化”，这一本体规定决定了理论的“思”是诗性的思，“思的为诗的本质保藏着存在的真理的威能”。所以，从诗性维度守护艺术，从真理内涵理解艺术，是一种符合人的本真存在的价值向度。而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重申审美取向与艺术性的重要，恰恰体现了回归这种理论生产本性的基本诉求。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中，彼得·威德森进一步指出，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和术语，已经大成问题了。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把它视为高档文化之典范；要么相反，通过激进批评理论的去神秘化和解构，使之成为不适用的，至少是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这也就表明，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正因为这样，我才同意伊格尔顿的如下说法：“文学的确应当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是，这种文化生产的每一种样式都需要它自己的符号学，因此也就不会混同于那些普泛的“文化”话语。[14]2本文认为，回归文学的本体世界，坚持理论思考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诗性质量，坚持如海德格尔所讲的诗与思的融合，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应坚持的基本方向。作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知识生产原则，它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根本上区别于人文学科思想生产的普泛性。
    综上所述，后理论时代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思考是多方面的，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知识生产的向度方面对价值定向与理论深度整合的高度自觉。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也是一种观念的生产，历史地看，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某种程度上与其始终以系统的哲学观念与明确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其理论范式的形成大多是在特定哲学观念与学科思想的影响下，通过丰富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和文本研究不断积累与完善起来的。它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方法的内在统一。由此可见，作为决定与主导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根基的思想观念层，往往由文化系统内最具价值判断力和最能决定学科发展方向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识等要素所构成，并从最根本的方面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思想资源。文学理论作为具有哲学品质的人文学科，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提炼出文学现象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以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理论生产的价值取向。没有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主导，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只能始终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而要恢复与建构文学理论中这种根基性的东西，就需守持人文学科的信仰与职能，适应现代知识生产的价值要求与文学实践变革的需要，在真理的探寻与意义的建构方面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立足点转移到价值根基的建构与思想性的生产方面。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形态，其发展固然需要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学术认同与建构，需要学科理论与知识的系统化生产与表述，但作为一种以人文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为特征的学科形态，似乎并不完全在于学科范畴的完整性及原理构成的系统性，而主要在于其所拥有的人文立场与价值向度；在于它所显示的捕捉与提炼问题、阐释与评价对象的能力；在于该学科的生产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取向、理论活力及实践品格。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应不断地参与到文学精神与文化意义的建构之中，这在当前似乎是中国文论走向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必然的选择。
    注释：
    ①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国内学界对“后理论”问题探讨的文章有：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之功能？》(载《文景》2005年第3期)、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盛宁《“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姚文放《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等。
    ③这批新的著述指民连京·卡宁汉(Valentine Cunningham)的《理论之后的读解》(2002)、让—米歇尔·拉巴尔特(Jean Michel Rabate)的《理论的未来》(2002)、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以及《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1999)、《理论还剩了什么？》(2000)、《生活：理论之后》(2003)等文集。资料来源见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参考文献】
    [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2]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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