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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李遇春的《“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从文体角度入手，论述了中国当代小说与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传统之间长期被忽视的血缘关系，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传奇”文体在当代演变的多元形态及其艺术得失，对当代小说如何进一步开辟新的艺术空间具有较大的启示性。论文视野开阔，观点明晰，示例丰赡。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按照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界定，1917年是中国文学革命年，是中国新文学元年，正是以这一年为界碑，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史被划分为似乎截然不同的两段，即“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断裂论的文学史观，它将“现代”与“传统”直接二元对立处理，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历史同一性。而在整整100年后的2017年，透过层层历史雾霭，我们在回望中发现，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历程其实并非表面上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一个不断地告别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过程，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不断地复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过程。前者是中国新文学的显性历程，表现为不断地学习西方和借鉴外国文学资源，而后者是中国新文学的隐性历程，其实质是借助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力量，不断地激活本民族的古典资源和复兴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调整现行的文学史观，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断裂式的文学史思维，转而采用中国文学史整体观或一体观。 从中国文学史整体观出发，我们会发现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层血缘，而且在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历程中隐含着中国文学传统的三次复兴运动。其实，第一次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运动就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而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将这个30年的文学史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断裂地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生成史，殊不知正是在这种历史断裂和现代转型中，中国新文学内部或显或隐地发生着一场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运动。众所周知，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以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几乎明确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除了《红楼梦》等极少数古典文学作品受到新文学先驱的有限肯定之外，绝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被视为“非人的文学”而遭到否定。然而，随着五四激进运动的落潮，胡适和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开始逐步发生调整，他们不再全盘否定中国文学传统，而是转入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去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如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因为中国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其来有自、源远流长，它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创造性发展，当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言文学传统的抵制，这样就重续了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谱系。至于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古代文学史提炼为“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文学思潮的起伏，由此将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发生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的历史变迁勾连起来，这就与胡适殊途同归，都站在了重建中国新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历史关联这一边。尤其是胡适，他后来干脆直接认定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不再将五四新文学运动径直视为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这种文学史观的改变意味深长，它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家不再简单地打倒传统和拒绝传统，而是致力于中国文学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复兴。事实上，这种复兴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环境中不断地得到强化，从文学理论家到各体文学创作者，大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回归民族文学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