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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于论理呼应古文运动 虽然《文选补遗》名称是为《文选》作补遗，但实际上，其内在宗旨却处处体现了宋代以来的文学观，尤其是从韩柳到欧苏所倡导的古文一派的文学观。他们将先秦两汉文视为师法对象，无论是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还是柳宗元学习《国语》，柳宗直编选《西汉文类》，欧阳修学习《史记》，苏轼学习《战国策》《檀弓》，曾巩学习刘向，这些无不说明唐宋古文家们几乎都在将先秦两汉的文章重新挖掘，进而点铁成金，形成唐宋文的独特样貌。 宋人重议论，而议论又重条分层次与剀切明白。在《文选补遗》所选之文中，奏疏的分量很大，这显然与议论风气有关。论事的主题，在两汉书疏都能找到相关对应之事，比如边疆、四夷、封建、屯田、赈恤、治河等，这正是宋代政论的常见话题。而宋代又是特别重视王言的时代，知制诰与掌王言成为士人入仕后的最高理想，在诏令写作中又注重学习西汉，所以汉诏的编选也很多。而这一系列的变化，恰恰反映了宋代《文选》接受史上的一个大转折，那就是《文选》不再是掌中秘书与文章至宝，而是一部充满缺憾的总集。苏轼等即有指责《文选》之语，《文选》已无先前之神圣。所以，此书名为补遗，实际上并非完全恪守萧统选文之意。在宋代，古文渐渐成为更重要的文体，重视王言又喜好议论的风气以及理学兴起的背景，都对《补遗》的编选有影响。它看似在拾取《文选》之遗珠，但所取的却是宋人以为好的部分。 此外，《文选补遗》又是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响下的一部文章选本。《文章正宗》将选文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种，《文选补遗》不学习《文章正宗》选录《左传》等经部之文的做法，但对其选文却多有继承，并进而扩大编选对象而数量更多。如《文章正宗》的“辞命”部分有大量的汉代诏令，且分为诏书、策书、玺书、策等，这在《文选补遗》中均有继承。《文章正宗》中的“议论”类自贾山《至言》后的汉代部分以及史汉论赞，在《补遗》中同样继承。《文章正宗》的“诗歌”类以“书传所载古辞”为首，并多有增补陶渊明之诗，这也被《文选补遗》所继承。因此，《文章正宗》为《文选补遗》提供了现成的师法对象，很多文章都是直接套用，在引用前贤评语时更是处处提到西山真氏。 《文选补遗》的总体选文，并非如《文选》那样重视文学性，而是更为看重思想性，这与理学兴起以后文章观念的变化有关。《四库总目提要》曾言：“总集自《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横遭嗤点，是则并德秀本旨失之耳。”作为距离真德秀时代不远之人，论理而不论文的倾向在《文选补遗》中非常明显。 总之，《文选补遗》是宋代文章观念在总集选本中的体现，而此书之后，很多选本继续学习《文章正宗》之路，尤其是明代以来刊刻的各种文章总集，选文篇目大同小异，其先唐部分所选文，却大致固定为《文选补遗》所确定的一些篇目上。而《文选补遗》对其后辑佚学的影响也很大，明清时代的总集或辑佚之作在对先唐文章进行命名时，常常与《文选补遗》所命名相同或相似，这也是其影响所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