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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选》问世后，存录一代之文并进而接续《文选》便成为很多总集的编纂目标，为此，以续《文选》之名而编选梁代以后之文的总集经常出现，如唐代孟利贞、卜长福的《续文选》，裴潾的《大和通选》，宋代晏殊的《集选》等。但由于《文选》所编选的唐代以前的经典文章历来被广泛研习，而不在《文选》收录之列的文章则多有亡佚或影响渐少，因此，对《文选》的续书虽多，增补却不多见。明确为《文选》作补遗，再度选录梁代及其之前的作品，现存最早的是宋元之际陈仁子的《文选补遗》一书。 陈仁子，字同俌，号古迂。茶陵东山人，南宋咸淳十年（1274）漕试第一，宋亡后隐居不仕，筑东山书院并授徒著书。东山书院是著名的刻书机构，刻有《增补六臣注文选》《梦溪笔谈》等重要古籍。而陈氏本人对《文选》学亦有贡献，一方面，他刻印了茶陵本《文选》，另一方面，他又编选了《文选补遗》及《文选续》，前者在后续几个朝代都有传抄或刊刻，可以看出其影响。 增补编排突破《文选》传统 《文选补遗》共40卷，分37类文体，与《文选》文体分类的总数差不多，但文体的编排顺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选》中排在最前面的赋与诗，到《补遗》中都放在了最后的几类里，而《文选》中编排次序并不靠前的诏令、奏疏却居上，成为打头的文体。《文选》中的七、符命、弹事、令、教、笺、论、连珠等文体，《补遗》已不再收录。对乐歌、谣、操类短章韵语，《补遗》则分类甚详且多有增补。 此外，《文选》在各文体中分类最详细的是赋与诗两种，都有很多子目，但《补遗》中分类最详的是诏策类的王言之体，有诏诰、玺书、赐书、策书、敕书、告谕几类。可见，《补遗》是带有重新编选文章之意，而并未遵循《文选》的文体分类及其顺序。随着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在《补遗》之中古文的分量更重而骈文极少，这也是与《文选》背道而驰的。 《文选补遗》的选文，具体而言，首先，它选录了大量被《文选》舍弃的梁代及其之前的文章。由于萧统的编纂宗旨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在这一纯文学的标准下，质木无文之作自然会被舍弃，但《补遗》却变废为宝而纷纷补入。其次，《补遗》有意识地对楚辞和陶渊明之作进行了大量增补。自从刘向编《楚辞》和王逸作章句后，《楚辞》所选作品一直流传甚广，萧统只选录其最佳者，而未面面俱到，所以《补遗》再度编选。至于陶作的大量选入，则与宋代陶渊明成为士大夫共同的精神理想有关。再次，《补遗》尤其侧重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析出文章的编选，是两汉文章占主体的一部文章选本。诏令、奏疏是选入内容最多的文体，而这些几乎都来自史传。这种选录容易让人想到《西汉文类》《东汉文类》《三国志文类》等专门析出史传文章的唐宋人所编的总集，这些书很多虽已亡佚，由《文选补遗》大致可以推测它们对析出文章的编选，甚至可以推测，对析出文章的命名也许也是渊源有自，在此书之前已有了一些名称。 《文选补遗》有保存宋人论文之语的功劳，在篇目标题后的题解式评语中，广泛征引了前人之言，或加上“愚曰”的陈氏按语。所征引之人，既有选文源出典籍的史论赞，如司马迁、班固、范晔之语；又有对某一篇目的经典评论，如荀悦《汉纪》之论、文中子之论；还有大量的宋代名贤之语，如司马光、刘攽、苏轼、苏辙、曾巩、二程、洪迈、胡安国、胡寅、林之奇、朱熹、吕祖谦、张栻、朱黼、陈季雅、唐仲友、戴溪、叶适、楼昉、真德秀、刘克庄等。这些都以人名的形式征引，其所据内容，一是宋人史论，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刘攽《东汉刊误》、胡寅《读史管见》、朱黼《纪年统纪论》、陈季雅《两汉博议》、戴溪《通鉴笔议》等；二是宋代文论，如朱熹与吕祖谦论文之语，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等书中的论文之语等。在正文之中，虽时常夹带前人注解，但注释不多，多选取抄录《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章怀注等。此外，《战国策》鲍氏注、陶诗汤汉注和赵泉山注、《楚辞》朱熹注等，也在相应篇目的文句下抄录。至于论诗的部分，则多引用苏轼、韩驹、黄庭坚等之言语。因此，难能可贵的是，很多宋人论文之语因为此书的征引而得以保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