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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后，民众曾自发地将一幅绣有“民族魂”三个黑绒大字的白色绸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鲁迅的思想都显示出卓越性、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在现代中国，鲁迅思考的领域非常广阔，特别是他对“中国的社会、文明”所作的“毫无忌惮”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与其极富独创性的文学创作深刻融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确立现代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 鲁迅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立人”的标准在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人生等诸多领域，展开了他深邃的现代思考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就思想聚焦而言，鲁迅始终将自己思考的基点落在如何使国民真正成为“人”的层面上。早在日本留学时，他与许寿裳就常常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国民性的病根何在？在他看来，由于长期处在被奴役和被压迫状态，“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变了“奴隶”之后，“还万分喜欢”。中国的历史也总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循环，形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历史怪圈。如果不“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那么，“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换言之，我们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历史循环，就不可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时代”，也即“人”的时代。 从思想高度上看，鲁迅“立人”思想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紧密关联的。他有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对现代中国来说，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和认识价值。他认为，一个民族在新旧交替和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应认真清算落后的传统因子，勇敢地与过去诀别，变革旧的生活方式、旧的生存方式，大胆地拥抱现代文明。他说，许多人担心“中国人”的名目将要被“消灭”，而他担心的则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所谓“挤出”，是指每一个作为个体存在的国民，不能消除精神的病态，那无论有无名目，都将会被现代文明所淘汰。鲁迅在反复考量现代中国发展前景和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给“立人”思想主张制定了具体任务：一是始终保持对历史、对传统的清算和反省，二是执着于对现实的剖析和批判，三是真切呼唤现代文明，用现代文明的价值标准衡量现代中国的重建。鲁迅深刻认识到，一个在相对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传统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现代文明做好从容的准备。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依然是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国民性中的迟钝、麻木和愚昧等劣根性，是传统和落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在国民心中留下的创伤。鲁迅将火一样的思想激情，裹挟在冰一样的冷静观察之中，由此写出了一个民族、一块大陆的时代惶惑，特别是对于现代文明的整体不适应性。尽管他的小说并非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或历史真相的再现，但他对于历史的认知和评判，对于现实的揭示与表现，都深刻地阐释出对于一个民族、一块大陆，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历史、心理性格和前途命运的寓言意义。“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这悠长而沉重的呐喊声，在历史与现实的空谷里长久回荡，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立人”思想，确立了现代中国的重要思想观念，构成现代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语义内容和思想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