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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的批评方法如何产生 成熟的理论是在长期的砥砺和碰撞中成长的。它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规律，在多种力量的筛选和组合中展开自己。一个时代理论的统合，必须汇集多种理论的优长和精华而实现，单一的、偏执的、割裂传统和相邻理论的学说，很难成为旗帜。这是一个相互淘汰的留存的过程。无论多优秀和完整的理论也会有瑕疵和漏洞，也要在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的进程中完善自己。单方面的理论和学说，要在整体理论语境中保存自己并持续发挥作用，才可能被接受。对当代文艺理论而言，从形式主义对社会历史批评的否定，到结构主义对新批评碎片细读的反驳；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瓦解，到后现代文化批评对解构主义的反思批判；从作者论到作品论的转移，到读者论对作品论的抛弃；从纯文学坚持的对意识形态论的破解，到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霸权理论及其反思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回归，历史的轮回，否定再否定的上升，在震荡和调整中新的整合思路渐次清晰。各方向理论的长处、优势将被保留和吸收，其缺陷和弱点将被淘汰和抛弃，核心取向的选择是，归纳整理出更完整、更全面、更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结论和实用方法，梳理历史留下的复杂疑难课题，解决当下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为后人留下可继承的知识性遗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文论整合方向应该是将作者、作品、受众理论的优长集合起来，构造能够对文本和文学作更透彻、更系统的全面解读和阐释，将理论和批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应该指出，这个方向就是西方文论近百年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这个线索。学界公认，形式主义是把文学研究从外部引向内部的开始。形式主义反对称霸多年的社会历史批评，反对把文学当作社会生活读本和指南的倾向，坚决地把文学内部规律即所谓的“文学性”的研究作为文学理论的唯一方向。雅各布森声称，现代文艺学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词语从意义中解放出来。文艺是形式的文艺。③形式主义的创举具有理论式的意义。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它的意义是，把社会历史批评从其理论端点上拉了下来，从相反的方向努力填补传统文学理论的空隙。同方向的新批评理论，紧紧抓住传统批评理论的薄弱环节加以突破，并创造了一整套具体、实用、操作性极强的批评方法，对文学艺术作品展开语义学分析，取得极大成功，称霸理论批评界半个世纪。此后，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的结构主义把文本自身的独立性推向了极端，符号学，特别是叙事学，它的文本分析技术和技巧，在当代文论史上矗立起一座高峰，作为一种基本的文本阐释方式延续至今。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路数由此也逐步衰落。单纯立足于文本而不及其他，终究是片面的、狭隘的，不可能作为文学理论的全部内容而独自存在下去。解释学与接受理论，后来兴起的解构主义，排山倒海地冲垮了从形式主义起步、以结构主义为顶点的纯文本批评。文学理论的新的重大转向宣告了理论自身的回归。这个回归就是，从所谓的文学本身的研究，从文本及作品的孤立研究，回归到文学与历史、与社会、与文本生产的文化语境及其他诸多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当今的文化诗学，以及女性批评、后殖民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都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彻底否定，书写了新的理论层次上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话语。当然，这些理论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也伤害了自身的理论企求和品质，它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自身的起步开始，就开辟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 特别应该指出，在以上叙述的历史过程中，另外一条所谓再否定的线索始终贯穿其中。从时间上说，形式主义之后的精神分析学说就是文本外的社会历史批评。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更是鲜明地对西方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整体性研究，给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整体的原型“概念框架”，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批评体系。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的辩证批评理论，强调了整体性或总体性概念，企求从艺术作品的整体中，从艺术作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联系中展开批评。他指出文化应该是个整体，文学艺术属于这一整体，同时从属于整个社会生活这个整体。只有从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生活中观察文艺作品，才有可能准确地分析其价值。[8]就是在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这类似乎是纯粹的文本技术批评理论中，自我挣扎和否定也是贯穿其中的。对新批评以深刻影响的语义学批评，引进类型学和词源学，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类型研究和证词分析，实现对作品各部分相互关系的了解，并进一步理解作品的整体。[9]倡导意识批评的乔治·布莱认为，作品是一种充满了作家意识的意向性客体或准主体，阅读就是在读者头脑中重现作品中的作家意识，如此显现了回归作者论的倾向。结构主义本身的整体性更是突出且强烈。让·皮亚杰对结构的三个基本概括，第一条就是整体性。这个整体性是指，结构整体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各元素在整体中的性质，不同于它在单独时或在其他结构内时的性质。结构主义本身就是在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突出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要求对语段甚至语句的细读与整体的参照结合起来，这可以是对作品整体而言，也可以是对更大范围的文化背景而言。这样的理论诉求，无疑已大大超越了结构主义的本来目的。解构主义是号称无中心、无主体的。它的全部努力都在消解中心，消解确定意义，主张含混与差异。巴特嘲讽结构主义者企图寻求作品普遍性结构的幻想：“他们以为，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象出它的模式，然后经由这些模式，得出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叙事。这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苦差事……最终让人生厌，因为这使得文本丧失了自身的差异性。”[10]米勒把解构批评喻作“拆散的手表”，以此打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梦想”。他说：“形而上的假设存在于文本本身中，但同时又为文本本身所暗中破坏。它们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游戏所破坏，使文本不再被视为围绕‘逻各斯’而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11]可是，令人疑惑的是，就是这位米勒，他影响深广的解构主义文本《小说与重复》，却是从重复现象入手，把重复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并“应用于任何叙事”的。米勒如此评价“重复”意义：“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这些新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话或传说中的过去的种种主题，作品中人物或他们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12]这段话里哪还有解构的意思？这是不是企图在“重复”这个小小“蚕豆”中找到叙事的大格局，在单一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任何叙事”？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比较——米勒与纳博科夫的色彩阐释的比较。米勒解析《德伯家的苔丝》，对小说中多次重复出现的“红色”以特别的关照。从“苔丝头发上的红丝带”，到“煤火的红焰”映照苔丝的面庞；从“一块带血迹的纸”，到“充满阳刚之所的太阳”，他列举了十几处有关红色的描写，“所有这些红色的事物都是潜藏在事件背后创造性与毁灭性兼具的力量所作的标记”，这些红色作为一种主题，贯穿于文本之中，“扩散到所有那些繁衍、伤害，或在交媾、肉体暴力”之类的行为系列中去。[13]这种集纳性的概括，把散乱的、因为情节和情绪需要甚至是作者无意识的信笔涂抹，连缀到一起，表达一种自觉的主题性探索。无独有偶，新批评大师纳博科夫也有同样的分析。在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中，纳博科夫对“蓝色”给予关注。“我们特别要留意爱玛的蓝面纱——它像蛇一样蜿蜒柔软，成了故事中一独立的角色。”[14]他列举了多处有关蓝色的描写，爱玛“镶了三道花边的蓝袍”[15]，“冷却的灰烬映成淡蓝颜色”[16]，“她戴着一顶男人的帽子，面纱拖下来，斜搭在臂部，如同碧波下游泳一样，隔着透明的浅蓝色，他依稀认出她的面容”。就在爱玛得意于自己的岁月乐趣的时候，纳博科夫突然警告：“请不要忘记，后来那毒药是装在蓝罐里的；出殡的时候田野里也笼罩着蓝色的雾霭。”在作品的色彩中找到主题——如果说有主题的话——结构与解构，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主义，相互碰撞消融，在从作品中流淌的色彩中找到主题，或者是作者的倾向，两位大师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这不是偶然的。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起始。多种理论的比较、碰撞、冲突，终究会遵照文学发展的规律，淘汰错误、落后的东西，留下并不断完善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什么“主义”还是“大师”。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力量无所不在。哪怕你不赞成、不喜欢，它也要左右你，无法逃脱。在文学批评上，自形式主义起，否定社会历史方法，否定作者研究，否定传统研究是主流，解构主义尤甚，所谓“作者死了”就是最响亮的口号。然而，我们看米勒对“重复”的评价，“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取自神话和传说中的种种主题”；“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完全深入的作者研究、社会研究、传统研究，特别是作品产生的历史动因的必要考察，这不是在整合以往盛行并证明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吗？米勒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解构了解构主义，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集中运用种种合理的科学方法，实现着方法上的融合整一，而这些方法和理论曾经以至当下，是那样的繁杂不堪。《小说与重复》为什么如此经典？因为融合。解构主义的取向，新批评的方法，历史社会学批评的影响，原型神话理论的浸透，以至标准的精神分析批评，都在这里糅和展现，发挥各自的作用。这是一个范本。一个融合各种理论和方法，对经典文本做现代文学批评的范本。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代优秀理论的相互融合和整一的巨大希望。从解构主义者的立场，米勒不应该如此作为。 由此，我想起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经典评语：“巴尔扎克是一个政治上的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17]。从批评方法上说，这里没有阶级和政治倾向问题，但是，米勒这位解构主义的批评家，在具体文本的批评上背离了他所热心的主义，与巴尔扎克背叛他贵族的偏见，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例子回答了系统的批评方法如何产生的问题。从形式主义开始的当代批评方法，都是有其生成和存在道理的。作者、作品、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同样重要，偏废哪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阐释者可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选择集中某个方向的研究，对一个具体的文本，也应该有某个方向的深入诠释。但作为整体的批评方法，作为科学的批评理论系统，应该是它们的组合和互补。就如上面列举的米勒的话那样，每一个方面都是必要的，都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挖掘。 事实上，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文论发展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毕竟，与当代西方文论的百年历史相比，中国当代文论的历史要短得多，很多问题还没有集中呈现出来。但端倪已经出现，需要引起警惕。同样，我们对当代西方文论未来走向的期待和预测，也适用于中国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不能步西方后尘，而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 诚然，当下的文学理论发展正面临着困境，也可以说是陷入危机。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正是文学理论寻求转变、重新出发的时机。如果能在这样的困境和危机中深刻反思，从而校正方向，积蓄力量，文学理论必将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