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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的统合是否必要 一个时代的理论，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总结、概括且不断趋向统合，或者说，可不可以产生代表一个时代理论水准的导向性旗帜。我认为，一定会有。如果没有，那就可以判断，这个时代的理论仍处于震荡和调整的危机时期。理论的冲突和混乱，当然可能孕育出伟大的创新。但这种冲突和混乱只是过程，最终还要走上自己不同于以往的崭新道路和境界。必须有所准备，一个时代的震荡和调整，可能是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各种流派、思潮纷争四起，但在长期的争辩和较量中，大量分歧和异见逐渐磨合，不成熟、不完备的理论被淘汰，日渐明晰的一致趋向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生动发展，会对反映时代要求的理论，给予划时代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可能只是阶段性的。 我们同意，一个时代的理论不是唯一的，也不主张用一种绝对的理论统合一个时代的全部理论。多种理论的争锋是理论前进的动力，企图用某种理论限制其他理论的成长是荒谬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理论前进的全部过程中，就不会和不应该有一种或几种能够真切反映时代需要、组合多种要素、引领发展潮流的理论产生？历史地看，在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从理论生产的早期开始，无论理论生成如何复杂多变，无论有多少理论大家砥砺争鸣，但每一个时代都会留下自己的指向性结论，或以伟大思想家的重要学说为旗帜，或以各种论说的归纳总结为标志，当然亦可以以诸多合理要素为骨干，构建一个总的发展体系和理论图谱，标志那个时代的贡献和水准。古希腊时期尽管是一个多种学说并起的时代，优秀学说和人物如满天繁星，但最终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代表，赋予古希腊文化以鲜明标志。19世纪的文学批评虽然纷纭复杂，但其前期，浪漫主义的兴起和高涨，划分了新的理论界线，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的批评文献，为此后近半个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构架奠定了基础；其后期，尽管各种主义相互冲突，无数学说纷争不已，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纷乱局面由此开启，但是，英、法、德、俄等各国理论代表依然清晰可辨，不仅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和印象主义，可以作为文论主潮传之后世，也有尼采、叔本华这样在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领域激起巨大反响的美学“超人”，强力引领着那个时代的理论走向，开创了彻底颠覆传统、颠覆“上帝”的纷乱格局。 当代西方文论的图景却完全不同。从理性到非理性，从结构到解构，从反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各种文学场外的理论侵入文学场内，文学的理论变异为理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理论破解成为“后理论”或者“理论后”，没有主题，没有主体，没有主义，一切都是碎片和碎片的否定，相互否定就是最好的理论。有人说，这恰恰是当今西方理论的特点、优势、长处。而且一些大师和巨匠追求的就是否定和碎片，并不想去缔造什么体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对于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说，意见一致就是专横残暴，团结不过是死气沉沉的一统局面。”[2] 事实果真这样吗？其实不是。翻检20世纪各种学说的底牌，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一种理论不想站在理论高峰，成为统合一切理论的最终理论。没有哪一位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想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理论场内的最高代表。理论的野心从未停止它的扩张与膨胀。非理性意图打倒理性，目的是否定几千年人类认识的基本历史和基本经验，另外确定一个理论甚至认识的基点，制定与理性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尼采的所谓“上帝死了”，所谓“一切价值的重估”就表达了这个意图。弗洛伊德更加宏大，他说他有两个发现“足以触怒全人类”[3]。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脱胎而来，进而要打倒结构主义，德里达在他的著名讲演中热情欢呼一个“失去中心，自由游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无绝对可言，也找不到任何固定参照点，这就推翻了一系列以往被认为是亘古不变之核心的观念，相对性成为世界的本质”[4]。这就引起我们的疑问：解构主义彻底否定传统，构建新的理论高地，使解构成为思维和方法的新锐，这场浩荡的运动不是也在创造一统的宏大声音？只是这种声音没有久远。弗莱写道：“我建议，现在应该将文学批评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了，到了那里，我们方能发现批评的观念框架中具有哪些结构的或包含的形式。批评看来非常需要有个整合原则，即一种中心的假设，能够像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一样，把自己所研究的现象都视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5]弗莱的想法看起来幼稚，似乎早已被各种解构的潮流所湮灭，但是，其中的合理的成分，符合人类真理性追求的取向，是应该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