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彬的叙事学著作《从文本到叙事》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之事，也是值得学界庆贺之事。 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分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前者又可以区分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和旨在探索作品的修辞目的与效果的修辞学派。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文化主义浪潮的影响，经典叙事学开始转向后经典叙事学，侧重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然而，无论是从事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学者，在分析作品时依然离不开时间、聚焦、叙述者、故事类型、情节结构、叙述层次等等这些被经典叙事学梳理出来的基本语法，依然要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与模式作为研究支撑。当然，随着时代与社会发展，小说的形式也日益翻新，文本更趋复杂，经典叙事学中固有叙事语法与叙事模式难以适应更为复杂的文学现象，需要补充、更新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传入我国，一时为学者所重。但是不久，便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湮没，学者们纷纷转向文化领域研究，当然也有坚守者，王彬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关于小说文本的研究，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之事。但是，他又认为，西方叙事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其科学性、严谨性与先进性，当然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中国的学者如果以叙事学者自居，则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叙述规范，而不应只冒用其名而无其实。同样，中西文化不同，对小说的理解与认知也不一样，因此做叙事研究不能忽略本土文化观念，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进行分析与研究。同样道理，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创作手法与西方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急需对中国当下文学作品进行梳理，故而中国的学者在做叙事学研究时，既要站在古今，也要站在中西小说研究的节点上而避免偏颇。 王彬认为，中国的叙事学者应该立足本土，从历史与当下的文学现象出发，构建本土的叙事学流派，推进叙事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当然，叙事学根本要为创作服务，脱离文本空发议论的研究是不切实际的，只有不避烦琐、艰辛地从文本出发，才能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叙事语法与叙述模式，从而给创作的实践者以启迪意义，因此他的这部新著《从文本到叙事》便是这个道理。此书10章，大体可以分为四部分： 一、叙述者；二、动力元；三、时空；四、话语。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叙述者与话语部分中的两个问题做简单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