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作家潘绍东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以表现复杂社会现象和刻画人物性格见长。他的小说因体悟世道之深，用笔雕镂之传神，塑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让人过目难忘。发表于《北京文学》2017年第4期的短篇《我们都不是坏人》是其近作，依然体现着他简约、凝练和一针见血的叙事方式，只是在文学核心意旨上，有着潜在的变化。从之前那种对人性之恶、世相之荒诞的辛辣嘲讽和不遗余力的批判，转化为某种脉脉温情的人性流溢，读来有着淡淡的人情之美。
    小说讲述了一个看似荒唐又有着现实生活依据的故事。湖南某地兴起一种买码（地下六合彩）的赌博活动。瞎子月满是将近70岁的单身老人，无依无靠，以做买码的庄家为生。村里的五个人向他买了码后，未中奖，于是欠下他12.8万元钱。在久久未能还钱后，月满只好找村支书德顺帮忙协调解决。按理来说，这种地下博彩活动所产生的经济财务纠纷，法律是不予保护的，甚至还要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打击的对象。但是基于农村的现实，德顺在明知可能会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还是充当了召集人的角色，让双方共同坐下来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面对月满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势者，欠钱的五个人没有选择赖账，他们都承认自己欠月满的，只是实在拿不出钱来。这透露出一个危险的信息，买码活动已如一颗毒瘤，严重威胁着社会健康，即将酿造更大的家庭和社会悲剧。
    作者的用意显然并非单纯抨击这种社会罪恶。他的重点在于表现欠账者如何偿还债务的一系列举动。他们先是去请退休教师姚先生，请他对所买的码语进行解析，码语往往是一个成语或一句古诗。姚先生禁不住软泡硬磨，破例解了一码，谁料竟被说中。大家一下子像被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再去请求姚先生解码。无奈之下，姚先生只好再次对码语作出解释，且一再强调自己是胡说，当不得真。可输红了眼又初次尝了甜头的村民哪里理会他的规劝，几乎拿出了全部的积蓄买码。可这一次真的失望了，出码的结果和姚先生的解语相去甚远。与其他小说惯常所表现的疯狂的彩民以极端手段报复泄愤不同的是，赌输了的五个人，包括其他间接听取解码而投注的人，都没有对姚先生有半句埋怨，而是愿赌服输。五名欠账者则自觉地商议如何偿还月满的债务。
    民间的智慧和伦理在此显现出来。几经商议后，五个人达成了共识，以各自的优势出力或出料，为月满老人重新建盖一座房屋，让他告别飘摇欲倒的老屋，也以此折算价钱作为债务偿还。这是典型的暖色幽默。乔迁新居那天，乡邻们应邀前来贺喜，他们没有因瞎子月满是快过气的老人而敷衍，反而送礼“都往重里送”，最后的礼钱完全出乎月满的意料。更难得的是，月满接到大庄家女人的电话，得知其丈夫被政府抓走了，女人要抚养孩子上学，只有寄希望于月满将欠他的4万元钱还上，殊不知，那4万元的欠款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月满坚持要把这笔钱还给对方。由此可见，欠账还钱、重信守义的品性在乡村依然是那么的坚固，乡村伦理有其坚韧的稳定性，在化解危机时，传统道德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作家要着力表现的主旨。
    小说中的姚先生可说是一个异数。大家都在为各自的利益奔忙，他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儒道文化，把遵守古训、遗世独立、清洁精神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保持着一名乡村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即使是迫不得已地为村民解码，出发点也并非以此获利，而是为了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是一种扶贫救困的人格实践。很显然，作家在他的身上，寄予了自己强烈的人格理想。
    我们也许会追问，在一个追逐利益的社会，小说中的故事是否可以找到原型，这种固守承诺、忠义醇厚的乡村伦理是否有过于理想化的色彩。但据潘绍东在创作谈中透露，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生活。这多少让我们有些释然，在看似矛盾与冲突的人性挣扎中，其实隐藏着诸多难以解析的统一性，村民们既会不惜上当受骗地去买码，由此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可又能自觉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究其根源，还是一方水土滋养的伦理精神在起作用，正是这种乡村义理的存在，才使我们不至于对现实和未来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