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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人和谐与征服自然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探究自然科学，征服、利用与开发自然，尤其是文艺复兴后，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时代的到来，物质文明的程度大大提高，人类社会发展异常迅速，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现代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为主要标志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须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需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因此，征服自然这一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精神，仍是创造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诸如：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在运输、旅游、通讯、导航、遥感、天气预报、勘查等方方面面的运用，和平利用核能，遗传和生物工程的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等，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和质量。 当然，历史地看，文明的发展往往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展开，如果过分地强调对自然的征服，无度地开发利用，或者利用科技进步，行与人类文明事业背道而驰之实，就会给人、自然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乃至灾难性的负面影响。如原子弹的研制与扩散，核军备竞赛，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索取，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物欲的膨胀与精神的空虚等现象的存在，使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及其内部的平衡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 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协调，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是重大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客观上告诉人们，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超越自然规律，无度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只能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去利用自然，让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共存共荣。同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中，自然界也决非一个超越人类的异己的本体，它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因此，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与外在自然的平衡，天道与人道的平衡等，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对于解决现代社会因无度地征服自然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威胁等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519、564、568、6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关于自然与精神的统一理论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总结，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主导精神的天人合一的内在合理性和合规律性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面对着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天人合一”思想在世界文化领域必然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引起西方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甚至视之为21世纪的生存救星，也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