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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人和谐与征服自然 天人和谐与征服自然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日本的北聆吉氏在《东西文化之融合》中谈到两者的文化差异时说： 西洋文化——征服自然——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共相游乐。 凡东洋诸民族皆有一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点，即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 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 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与自然融合，对于所与之境遇之满足，为东洋人优游之境地。此二者皆为人间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 这段文字，其所言东洋文化，如除去印度文化圈，而就以中国文化或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炎黄文化圈而言，确是道出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 李大钊先生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讲：“东西文明有差，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对李大钊关于东西文化差异的界说且不去具体讨论，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是强调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也肯定一为适应自然，一为征服自然。 梁漱溟先生认为东方文化无征服自然的态度而与自然融洽相乐。他对于中国文化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而视征服自然为西方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认为“征服自然是借着科学才做到的，尤重于经验科学”。他认为西方文化中进取的“向前要求”的态度，也就使西方文化具有了征服自然的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民主的异彩。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这一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在文化研究领域似已成为不争之实。二者各有其特点，至于孰优孰劣，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把握和认知。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把自然人格化，人格自然化。把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和谐地共存与演进。当然，在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学流派中，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追求也不甚相同，如儒墨突出人道原则，道家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自然(天)之上。儒墨将自然(天)视为前文明状态，强调自然只有人文化，才能获得其自身价值。儒家强调的超越自然，化自然为人文，主要是指化天性为德性，意在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在强调德性的同时，表现了重人文轻自然的弊端；缺乏对自然科学的探究。道家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善的状态，而不必经过人化，人化的过程是对自然美的理想状态的破坏。在人生哲学上，道家主张“因任自然，超越羁绊”；在修身、养生问题上，取法自然，主张“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自然)”（《庄子·秋水》）。与儒家重人性轻自然相比，道家崇尚自然，并将自然状态理想化，对自然界缺乏能动的作用与积极的改造，道对儒轻视自然的倾向自然缺乏足够的制约力量。从物质文化的创造而言，儒道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都有其消极一面。从另一角度看，道家的“无以人灭天”、“法自然”又包含着尊重自然的呼声，强调人为过程不能偏离或违背自然的法则，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人为要循乎天理，合乎天道。作为共同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基石的儒道两家，尽管其对天人关系的态度有差异，但二者在相对互补、融合与发展中所呈现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倾向是清楚的，天人关系决不处于对立状态。庄子认为乱世是人不自由产生忧患的原因，主张摆脱各种忧患，无羁无绊，摆脱一切束缚，求得新的平衡。这便是庄子自然观形成的根源。可见，庄子自然观决不脱离社会，而是为了更好地作用于社会。实际上，儒道两家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即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 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一向有重视农业的传统，自古及今，农民有祭天地的习俗，一方面庆祝丰收答谢天地，一方面乞求天地赐福，以期来年有个好收成。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密切的。中国人办喜事，新郎新娘首先拜的是“天地”。在其他各类祭祀活动中，祭天也最常见。在泰山文化中，记载着人们对天、日神的崇拜，山上燃火，火上祭太阳。中国古代的《乐记》中讲“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已经注意到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汉代画像砖弋猎割禾图，将人、雁、鱼、树、庄稼、池塘等入画，表现人们收获和射猎动物的场景，在绘画中反映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在中国的园林建筑中，也充分体现天人合一之境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将天人置于对立状态，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不相融的。西方古代科学寓于对自然的探求之中，故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著名数理与建筑学家阿基米德。即使是宗教与神学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也扼制不住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对大自然奥秘的探索。经文艺复兴，16世纪的欧洲在科学研究的内容上，开始从感性和经验成果转向对事理和规律的探究。在方法上，逐渐形成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他们利用古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和成果，使自然科学脱离宗教神学，迅速发展。借助新的科学技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等人环球航行成功，证明了地球为球体。这不仅加速了封建教会统治的灭亡，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也增强了人们追求真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征服与改造自然的信心和勇气。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基本完成，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兴趣和成就愈来愈大。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和光学理论产生，瓦特发明了第一台大型蒸汽机，整个数、理、化、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新的研究成果，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西方人的冒险精神和征服自然的欲望非常强烈，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典型的反映，从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到现代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等不胜枚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