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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整个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孔子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出仕，之后由中都宰一再升任而至大司寇摄行相事；从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因不满鲁君、季氏接受齐国女乐而去鲁，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自卫反鲁，长达十三年的时间，他游走于卫、曹、宋、郑、陈、蒲、蔡、楚等国之间。在此期间，以“好古，敏以求之”自评的孔子，对于《诗》在诸侯各国流传的混乱情况必然有所了解与掌握。至鲁哀公十一年回到鲁国，面对乐人离散、《诗》《书》残缺的现状，对于“不求仕”的孔子来说，无论从教授弟子的需要还是保存周礼文化的责任感出发，正乐删《诗》都成为迫切的问题。 如果以孔子对求仕的态度为标准，我们可以把孔子的一生以“自卫反鲁”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孔子积极“求用”。两度适齐，多次去卫，以及欲西见赵简子等等，都是为了能被任用，企图通过求用来实现“从周”的政治理想。与此相应，早期的孔子在培弟子时，十分注重其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等，表达的正是这一时期孔子对于《诗》的看法。《论语》记载的“孔门十哲”中，分别以“德行”、“言语”、“政事”而见称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等人，与孔子的年龄差距多在三十岁左右，其中子路与孔子更是只差九岁。在孔子周游列国之时，众弟子的事迹也多见载于史籍。他们无疑都是在孔子去鲁之前即归于门下的弟子。而其中以“文学”闻名的子游与子夏，与孔子的年龄差距分别是四十五、四十四岁。即使如一些学者所言，“陈蔡相从，子夏与焉”，把子夏与子游作为孔子晚年所授弟子的代表人物来看也是合适的。从颜渊、子贡、子路等人以“德行”、“言语”、“政事”闻名到子夏、子游以“文学”而见称，正好反映了孔子人生理想与学术重心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在司马迁的记述中也得到了反映。《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18]经过前文的分析，以及紧随其后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叙述可知，司马迁所说的因“礼乐废，《诗》《书》缺”而发生的“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一样，均发生在孔子自卫反鲁之后。除此之外，“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叙述，也进一步证明了孔子晚年着力于古代文献整理的事实。 纵观孔子一生，“自卫反鲁”实质上宣告了孔子政治生涯的终结，此后的孔子真正地变成了一位“教授老儒”。“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9]、“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0]，应是孔子对其晚年讲学生涯的自我总结。当通过干政来恢复周道的愿望在现实的打击下最终破灭之后，聚徒讲学、整理文献不仅成为孔子晚年的职业，也成为他传承周代礼乐文化的唯一途径与选择。也只有立足于此，我们也才能理解孔子自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21]的真正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