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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孔子的一生。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幼年贫贱，“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岁前后始任委吏；三十而立，齐景公适鲁，问孔子秦穆何由称霸；三十四岁，孟僖子将卒，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三十五岁，“三桓”攻昭公，孔子带弟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景公”；三十七岁，因齐景公弗能用孔子，孔子自齐返鲁。其时鲁国“三桓”专权，昭公失位，之后更发生了季氏家臣阳虎囚季桓子而专鲁政的事情。所谓“陪臣执国政”，“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于是，此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孔子未求出仕，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授徒讲学、培养弟子之上，“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至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出任中都宰，继而升任司空、大司寇；相传适周问礼事也发在生这一时期[15]；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而摄行相事，诛少正卯。鲁用孔子而齐人惧，是年，齐人遗桓子女乐，孔子怨而去鲁，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活 [16]。十三年中，他游走于卫、曹、宋、郑、陈、蒲、蔡、楚等国之间，甚至一度打算西行见赵简子，但窦鸣犊、舜华之死让他临河而返。“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失败，不断地打击着孔子干政的热情。至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此后，鲁哀公虽亦问政于孔子，“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鲁定公四年（前506），秦哀公为申包胥赋《无衣》，这是《左传》所记载的最后一次赋诗活动发生的时间，其时孔子四十六岁。也就是说，孔子四十六岁之前，适逢赋引风气最为盛行的襄、昭时代，其时鲁国仍然保留着完整的“周乐”，而孔子的行踪也未超出《风》、《雅》、《颂》合集的《诗》广为流传的齐鲁之境。尽管其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但整个礼乐系统尚在维持与运转。就孔子而言，还未发生“礼乐废，《诗》、《书》缺”的事情。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们都找不到这一时期需要孔子来删《诗》正乐的理由。 时至孔子晚年，则景况大不相同。鲁定公四年之后赋诗活动彻底走向沉寂，这缘于整个社会礼乐制度的加速崩坏。我们知道，在鲁昭公后期，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周敬王出居狄泉长达十年之久，后在以晋国为首的诸侯国的帮助下得以入居成周。当周敬王再次向晋国提出了“城成周”的要求时，“勤王”已成为晋国沉重的负担。《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了晋范献子对于此事的看法：“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作为霸主的晋国抛弃王室，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之后，鲁定公四年召陵之会，晋失诸侯；同年，吴国败楚。“竞于道德”的时代开始向“逐于智谋”、“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过渡。这一系列颠覆周礼、使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事件，直接导致了赋诗、引诗之风在刚刚经历襄、昭时代的高潮之后陡然衰落。当《诗》、《书》礼乐失去了现实的功能和需要时，散亡就成为其必然的命运。至鲁哀公时，乐人纷纷去鲁，“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17]，曾经完整地保存于鲁国音乐机关的“周乐”，随着乐人的离散而残缺散佚遂成为不争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