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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孔子删《诗》的时间 确认孔子删《诗》一事的真实性之后，孔子删《诗》发生的时间随之成为问题。历史上赞成孔子删《诗》的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持早期说，即认为孔子删《诗》活动发生在其前周游列国之前。其中翟相君《孔子删诗辨》一文 [7]，直接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记述，将这一时间确定在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徐正英《孔子的“删诗”活动不会在四十六岁之后》[8]，则以孔子晚年聘问歌咏之风早已消歇，且“删诗”与“正乐”无关为由，提出孔子的删诗活动一定发生在鲁定公四年，即孔子四十六岁之前。与“早期说”相对应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依据《论语·子罕》孔子的自述之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把删《诗》的时间确定在孔子晚年反鲁之后。 实际上，被翟相君《孔子删诗辨》引以为据的《史记·孔子世家》之文，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就提出过怀疑：“时为定公五年，恐未曾修《诗》、《书》、《礼》、《乐》也，疑衍。”[9]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人物考》则云：“此但言孔子不仕，隐居讲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耳。唯既未尝仕，便不当云‘退’。当删‘退而’二字。” [10]那么，孔子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完成删《诗》这项工作的呢？要考察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时代《诗》文本的流传情况，再结合孔子一生的经历来确定删《诗》行为最可能发生的时间。 首先来看孔子时代《诗》的流传情况。春秋时代最负盛名的文化活动，无疑是风行于各诸侯国的聘问歌咏、赋诗言志。而这一活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一个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诗》本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曾经详细记载过吴季札聘鲁时请观“周乐”的情况：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 [11] 因为周公的缘故，鲁国一直享有以天子礼乐祭祀周公的特权。至春秋中后期，在周王室因王位之争而动荡不安之际，“周乐”得以在与周王室关系最为亲密的鲁国保存下来。根据《左传》的记载来看，其时鲁国所存的“周乐”体系（即音乐形态的“诗”），十五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结构已与今本《诗经》相去不远。这一结构的《诗》文本，是春秋中前期齐桓公“尊王攘夷”所带来的周礼复兴的产物。在此之前，人们引以为据的《诗》，则是东周初年平王恢复周礼、重修礼乐的成果。这两种《诗》在结构上最显著的区别，就是《颂》是否被纳入《诗》中。《左传》所载“周乐”形态的《诗》，以风、雅、颂合集为主要特征；而形成于东周初年周平王时代的《诗》文本，则只是风、雅合集的《诗》，《颂》仍然是以独立的形式流传的 [12]。从传播的角度而言，在“《左传》周乐”版的《诗》流传之初，这两种形态的《诗》必然在一定的时间段落中发生交集。尤其是传播方式单一、传播途径很不发达，而且周王室已没有足够的权威做到“令行禁止”的春秋中期。《国语》、《左传》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国语·晋语四》：“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 [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