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仅在于它为后来的文学提供了标杆，更在于它具有创作资源的意义。文学经典创造了艺术表现生活的新模式，创造了艺术家主体的抒情方式，具有开辟时代的意义。文学经典《红楼梦》就是一例。 每当我们说起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族叙事的时候，我们会想起《红楼梦》；每当我们讨论民族审美的特殊抒情方式的时候，也会想起《红楼梦》。 前者我们从巴金的《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欧阳山的《三家巷》直到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叶广芩的《采桑子》等小说中，可以领略其文脉流变。家或家族，一个或几个，总是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分化出新与旧、父与子、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卫道的矛盾，成为小说故事发展的动力。与其说生活是源，而前辈的文学传统是流，不如说后者所准备的艺术形式成为表现生活的一种方式，具有了文学之于世界的特殊价值。毕竟，后来任何艺术家对于生活的表现，不都是直接面对生活的，而是经过文化或审美经验的中介，使创作和读者的审美经验能够顺利对接，进而达到在一个文化和审美传统的基础上的对话和交流。家族叙事所包含的“家国一体”的隐喻，使文学在展开生活的艺术画卷时，往往具有内容深广的史诗性。有论者指出，“家族主题”对于揭示中国20世纪个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广的意义和可探索性，它所蕴含的原型力量和文化精神是当代作家无法忽略掉的文学命题。 后者我们可以从茹志鹃的《百合花》中有所领略。当代批评家李建军2009年曾在《〈百合花〉的来路》一文中说，茹志娟的“《百合花》是从《红楼梦》这块沃土上长出的一棵嘉树——它是《红楼梦》的孩子”。这部得到茅盾好评的小说“打通了时代与《红楼梦》之间高高的界壁”，是一篇“抒情诗一样优美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纯洁无瑕的爱的故事”。有人说它受了孙犁小说《红棉袄》的影响，是一篇仿作，实际上往上溯源，《红楼梦》才是它真正的源头。是的，《红楼梦》中关于宝玉与晴雯那不是爱情的爱情，经典情节“晴雯补裘”，和《百合花》中新媳妇与“小战士”之间的纯情关系，以及新媳妇为牺牲了的小战士“补衣”，不是存在着兼具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吗？越是细细品味，越发现作者的抒情方式与《红楼梦》一脉相承，难怪著名文学家茅盾对其拍案称赏！李建军进而说茹志娟“后来在《百合花》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姿态，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红楼梦》影响的结果”。茹志娟在《红楼梦》中所获得的经验支持使它“光荣地归入了《红楼梦》的精神谱系”。 要不要把无比丰富的现当代文艺作品归入《红楼梦》的精神谱系，一一勘察之，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人人言红楼，将《红楼梦》视为典范、视为巅峰，必然形成《红楼梦》对文学中特别是小说的“独步天下”的局面。一部作品成为某个艺术类型的标准，这当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这种说法被夸张了，那么不妨看一看处在另一语境中学者的观点。如长期居于美国的文学研究者夏志清认为，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相匹敌。因为除少数例外，现代中国作家尽管拥有所有新的艺术技巧，但由于缺乏哲学方面的抱负和未能探索到更深的心理真实，依然更多的是传统主义者。一个精通传统文学的学者为了表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轻视，总会这样问：“近50年产生的作品，有哪一部能够同《红楼梦》相比？”毫无疑问，《红楼梦》俨然成为一种高不可及的标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