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君主论》与《哈姆莱特》：重构丹麦的国体危机 1066年之后英格兰逐渐建立世袭君主制，形成“男嗣优先同源长子继承制”(male-preference cognatic primogeniture)，君权流动于父子、兄弟、叔侄等三种血亲模式之内，只有在完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之下才考虑女性继承人。这个宗法建制把君权圈束于王室家族内，把武力谋夺王位定罪为叛国。《哈姆莱特》的故事紧扣君王凶死，直接呼应了英格兰“有史以来”乃至现代早期的政治动荡根源。而在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早期之交，西欧开始关注君主权力的来源与权限、为君之道、君主与朝廷/政府的关系。16世纪西欧出现两股重要政治思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32)以及“君王双体论”(The King's Two Bodies)。学界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推测，莎士比亚必然读过马基雅维利的论著，熟悉君体争论。⑧那么，这与《哈姆莱特》有何相关？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揭穿了政治权术中的宗教道德窗纸和君国权谋的操控本质，反映了欧洲现代早期对君主能力的要求。马基雅维利提及，权势重新洗牌时，跃登王位者，或因才能，或因运气，也可因奸巧得之。关于后者，他论及两种僭位方式无可厚非：一是以卑鄙或武力手段非法篡取；二是以朝民拥戴为由所取——这两者克劳狄厄斯兼有。但是不同于萨克索兄弟著作中公开抗君的锋，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劳狄厄斯是暗地里阴谋夺权，这才导致哈姆莱特纠结于葛楚德是否涉入谋杀父王的行为。根据《君主论》，君主为了保有权势和臣民苍生利益，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以决断之心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为君者若罔顾信用，屠杀市民，出卖朋友，无恻隐之心，无宗教信仰，则为失德。一个果敢的君主要有审度时局和控制、衡量武力与凶残的能力，才不至沦为暴政。⑨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言而有信、勇猛强悍等美德都是理想的为君条件，因此，如何规避那些使自己丧权亡国的恶行，是执政首要。⑩ 根据《君主论》思考《哈姆莱特》中的君王形象，老王亡魂以胄甲之形显现，显现其生前是盖世武王，符合史诗中的英雄君王形象。但为何其骤逝导致丹麦分崩？鬼魂自言生前罪孽深重，所以身处炼狱，后悔不已(Hamlet: 1. 5. 9－22)；再借由哈姆莱特眼见挪威举兵借道抒发所感：“二万生灵受威望声誉之惑，奋不顾身径把坟场当寝床，以牛毛之数战克鹅毛之争，此浩荡屠杀声势，令我发憷汗颜。”(Hamlet: 4. 4. 58－64，剑桥版与诺顿版)此景让他立誓为达目的将不惜鲜血染手。这些或可让我们想象老王生前穷兵黩武，以致苍生涂炭、国本虚空。在此危急之刻，我们得正视哈姆莱特的政治企图。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特恩受新王指使来打探哈姆莱特忧郁之故时，对话中多次言及“野心、企图心”(Hamlet: 2. 2. 243－258，牛津版与诺顿版)，哈姆莱特自言是个“骄傲、报复心强、野心勃勃的人，是个心里流滚着无数的坏念头，不经意就恶贯满盈的人”(Hamlet: 3. 1. 123－127)，而他直陈叔王坏其大事(Hamlet: 5. 2. 64－65)时所用之语(“popp'd”)尽显轻蔑、怨恨、不满，其后续之语也显露夺回王位的决心。 Q1版的哈姆莱特不过是个18岁的青年(Hamlet: Q1: 3361)，这比较符合欧洲中世纪乃至现代早期的历史规律。学界新的看法认为Q1在表演流畅度上具有较强的实践可行性，最为接近伊丽莎白一世治下时问世于舞台的原版(11)。与之相较，Q2/F1等版均是针对阅读的文字版，表演性较弱。也就是说，在莎士比亚的原始构思中，哈姆莱特应该是个弱冠少年，他刚进入大学不久，没有政务管理经验，也没有积累继位王权的威信，这可见证于他本人坦承能力平庸远不如海格力斯(Hamlet: 1. 2. 152－153)，剑艺也不如莱厄提斯(Hamlet: 4. 7. 93－104)。 现代早期英格兰剧场充满矛盾的视觉再现，有性别跨演(少年扮演女角)、年龄跨演(成年男人扮演老人或年轻人)和角色跨演(演员扮演动物)，观众也颇能游走在现实演员与角色符号的矛盾间隙之间。此剧的表演史表明，哈姆莱特向来是由固定的演员扮演，直至他力竭休演为止(此时英国已失去其美洲殖民地)。(12)我认为，对17世纪初《哈姆莱特》的观众来说，壮硕、盛年(乃至衰老)的理查德·波比巨(Richard Burbage)扮演优柔寡断、戏剧里年龄应为青年的哈姆莱特，视觉上的突兀反而强化了戏剧冲突的强度：克劳狄厄斯以盛年凝聚朝臣，采怀柔休养天下，他不但有别于以战去战的老王，其干练圆熟更与哈姆莱特的暴躁易变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说，国王骤薨，王储羽翼未丰，众强虎视眈眈；值此危急之刻，寡后与具有朝臣支持的王弟成亲，以稳固朝政，避免血腥动荡，确保王子日后继位的希望，可谓两全。若是如此，在17世纪的观众心中，哈姆莱特的复仇恐怕难博同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