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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有人去深究这些问题，自我表现蜕化为自我表达，正是不愿殚精竭虑而避难求易的结果。于是弃绝依傍、以自我表达为唯一目标的极端议论就成为流行于嘉、道诗坛的诗学思潮。其强者，绝去依傍，自我作古，极力强调性情的绝对表现。如乾隆间英年早逝的诗人崔迈(1743-1781)自序其诗，将此意发挥到了极致： 吾之诗何作？作吾诗也。吾有诗乎？吾有性情，则安得无诗？古之作诗者众矣，其品格高下将何学？吾无学也。世之论诗者众矣，其优劣去取将何从？吾无从也。吾自作吾诗云尔。马祖日即心是佛，吾于吾诗亦云。吾之诗与古今同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吾之诗与古今异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吾之诗为汉魏乎？六朝乎？李杜韩白乎？欧黄苏陆乎？吾皆不得而知之也。非特不知也，吾亦不问。是与非悉听之人，吾自作吾诗云尔。(49) 在此之前，叶燮自成一家的主张虽确立了不模拟古人、与前人立异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并不等于主张不学古人乃至无视古人的存在。乾隆十四年(1749)春，沈德潜在《秋泉居士集序》中说：“潜尝观近日诗文之弊，一在求同古人，一在求异古人。求他者循涂轨，传声色，如优孟之拟孙叔、胡宪之营新丰；又其甚者，等于婴儿学语，惟惧弗类，而己之真性不存：此袭焉而失者也。求异者征引拗僻，造作梗涩，句读不分，声律不谐，穷其伎俩，求为樊绍述、卢仝、马异、刘叉诸人而止：此矫焉而尤失者也。”(50)虽然求同和求异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无论是袭还是矫，其意识中都有“古人”在。也就是说，其写作的艺术追求都有预设的目标，而现在诗人们竟公然宣称传统和前代诗歌遗产与自己的创作无关，自己也不关心。陈仅《与友人谈诗偶成七首》其六则写道：“元纤宋腐漫分门，冷炙残杯敢自尊。直到空诸依傍后，万峰俯首尽儿孙。”(51)如此目空一切的气概，空前的狂傲姿态，的确是当时诗家特有的心态。当然，更多的诗人会含蓄地表达为“不主故常，不名一格”(52)。如论诗崇尚真性情的潘焕龙，在《卧园诗话》中说：“人心之灵秀发为文章，犹地脉之灵秀融结而为山水，或清柔秀削，或浑厚雄深；又如时花各有香色、啼鸟各为天籁，正不必强归一致也。”(53)鲁之裕自序《式馨堂诗前集》，宣称其诗“皆天籁之自鸣，初未尝有所规摹，以求肖乎何代何人之风格”。(54_)李长荣《茅洲诗话》卷四则说：“人生作诗文，当出自家手眼，不宜板学前人规矩。若食古不化，终有拘束之敝。”又引李东田《青梅巢诗钞》自序语云：“未暇规模曹刘，追踪颜谢，胸中不存古人旧诗一句，直举襟情，绝去依傍，特不令作诗真种子坠落耳。”(55)谢质卿在西安与王轩邂逅，语王曰：“吾诗率自抒胸臆，务达意而止，于古人无所似，亦与君等。”(56)于祉《近体诗自序》称：“余诗不能学杜，间于右丞稍有仿佛，或以为近刘随州，不尽然也。然此乃弱冠后所为，近遂尽弃前人窠臼，更不复作工拙想，但取记事达意而已。”(57)凡此都足以见一个时代的风气，见彼时满足于自我表达而放弃艺术追求的一种普遍心态。 当时甚至还有人以前代大诗人的创作经验来论证不必模仿前人的道理，为其群体的选择辩护。如李昌琛《因树山房诗钞序》云：“近世之言诗者动曰某逼真苏也，不然则曰逼真韩也，又不然则曰逼真李、杜也，琛窃以为不然。夫学古人者貌似，固袭古人之皮毛，神肖亦落前人之窠臼，凡真作手断不如是。《书》有之：‘诗言志。’即如李、杜、韩、苏四大家，杜未尝袭李，苏未尝貌韩。唯各出其学识才力以自言其志，而四家遂各足千古，后之作者必规模前人而为之，是尚可以为诗乎哉？”(58)所以潘际云《论诗》云：“万卷胸中绝点尘，青天风月斩然新。岂能子面如吾面，何必今人逊古人。使事但如盐着水，和声好比鸟鸣春。一编独自抒情性，仿宋摹唐总未真。”(59)“真”在清初以来的诗论中本是最基本的要求或者说底线，但到嘉、道诗学中上升为具有自足意义的最高范畴，仿佛诗歌有了真就已足够。故而宋咸熙《耐冷续谭》卷一说：“诗之可以传世者，惟其真而已。风骚而降，源于汉，盛于唐，诗不一家。大要有性灵乃有真文章，其间理真事真情真语真，即设色布景一归于真，夫而后可以传矣。”(60)这与前引于祉“更不复作工拙想，但取记事达意而已”是同出一辙的见解。其中“有性灵乃有真文章”的命题不免让人与袁枚性灵派联系起来，其实两者间是有一道鸿沟的。道光间诗论家俞俨《生香诗话》即已指出：“随园诗写性灵处，俱从呕心镂骨而出。当其下笔时，其心盖欲天下之人无不爱，所以力辟恒畦，独标新意。其空前绝后在此，其贻人口实亦在此。”(61)而嘉、道间的极端自我表现论根本就放弃了呕心镂骨的精思，更无力辟恒畦的锐气，所以即便它导源于性灵派，也早与其母体割断了联系。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这股思潮并不只是泛滥于性灵派后学的创作中，甚至连翁方纲门人乐钧也持同样的立场，其《论诗九首和覃溪先生》之七写道：“称诗托大家，有似侯门隶。主尊身则卑，趋走借余势。(中略)兵法师一心，孙吴亦符契。人才众如树，何必尽松桂。”(62)足见这是一个时代的观念，是席卷整个诗坛的一股思潮。 在乾隆以前，应该说诗人无不有自己的诗歌理想，惟取径各异而已。袁枚尽管诗胆如斗，也不敢宣称自己作诗不学古人。但到嘉、道以后，不学古人却成了时髦的口号。不遑学古人，甚至不遑避古人，成了常见的主张。施浴升序吴昌硕诗，称“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一皆发之于诗，尝曰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又恶知同”，(63)正是这种极端自我表现论的典型话语，与薛时雨《诗境》“翻新意怵他人夺，绝妙词防旧句同”的传统观念截然异趣。(64)要之，由不肖古人到不避古人，进而不介意同于古人，乃是乾隆、嘉庆间诗歌观念的一大转变，意味着源于性灵诗学的自我表现观念日益走向极端化，甚至到了漠视传统的地步。而诗人一旦漠视传统，不关心自己与以往诗歌的关系，实质就是放弃了对独创性的关注，将诗歌创作降格为一种纯粹的表达行为。张问陶不是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但相比之前的许多诗人，他却是最著名的一个倡导者，他在创作上的成功与声望加速了这种极端观念的传播，最终在清代中叶诗坛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诗学思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