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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上引用跨越漫长的岁月，说明这种意识贯穿在张问陶的整个创作中。事实上，以诗论诗是张问陶诗学最鲜明的特点。《船山诗草》中许多作品都显示，作者不仅一再于诗中宣扬自己的诗学主张，更屡屡用诗记录下自己的诗歌活动及对当时诗坛的看法。嘉庆元年(1796)所作《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分咏删诗、改诗、补诗、钞诗、代作、复语、编年、分集、装诗、祭诗；还有像《使事》这样很专门的论诗艺之作，(16)都为清人别集中所少见。几组论诗绝句更为研究者所重视，其中既有论诗理的《论诗十二绝句》，也有评论当代诗人的《岁暮怀人作论诗绝句》十六首。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印象，不仅与其“口不言诗”的夫子自道相去甚远，而且显示出片言只句中有着清晰的理路及细微的变化。 从根本上说，张问陶的诗歌主张首先植根于明清以来诗道性情的主流观念。这从《题武连听雨图王椒畦作》其一云“名流常恨不同时，玉局黄门顾恺之。输我三人齐下笔，性情图画性情诗”(237页)，《赠徐寿征》其二云“热肠涌出性情诗”(270页)，都可以看出。以道性情为立足点，必然主独创，反模拟，而《散帙得彭田桥旧札作诗寄怀》云“各吐胸中所欲言，旁人啼笑皆非是”(106页)，《壬子除夕与亥白兄神女庙祭诗作》云“不抄古人书，我自用我法”(205页)，也就是不言而喻的结论。《船山诗草》卷九所收《论文八首》(230页)有几首其实是论诗： 甘心腐臭不神奇，字字寻源苦系靡。祗有圣人能杜撰，凭空一画爱庖羲。(其一) 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可怜工部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其四) 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其七) 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别有诗人闲肺腑，空灵不属转轮王。(其八) 这组诗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船山尚未结识袁枚，但其中标举性情，崇尚自我表现，反对用字讲求来历、注释追索本事，满是类似性灵派主张的议论。而且他也像袁枚一样不喜欢写作乐府题(17)，这都与自我表现的核心观念——尚真有关。在崇尚真诗这一点上，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袁枚诗学的基本主张。《随园诗话》卷一曾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18)但张问陶的真不只限于诗人主观方面的真趣，而是重在由真气出发，营造与客观环境相融的真情境。 关于船山论诗主气，有研究者认为是受友人洪亮吉影响。(19)这固然可备一说，但事实也可能正相反，是船山影响了洪亮吉。(20)船山早年论诗即已从写作动机萌发的角度，主张诗须出于真气。如《题张莳塘诗卷时将归吴县即以志别》其四云：“前身自拟老头陀，真气填胸信口呵。”(108页)并且以为有真气则奇句自成，故《题王铁夫芑孙楞伽山人诗初集》称“破空奇语在能真”(137页)，而《成都漫兴》又说“诗为求真下笔难”(165页)。后来他对诗境有所悟入，进而体会妙手偶得的自然天成之趣，于是有《除夜五鼓将入朝独坐口号》所谓“即此眼前真实语，也通诗境也通禅”(260页)、《寄答吕叔讷星垣广文代简》所谓“君心若明月，我意如浮云。偶凭真气作真语，无端落纸成诗文”(483页)、《有笔》所谓“真极情难隐，神来句必仙”(367页)的说法，无非都是表达这种悟会，重视以眼前真情境为诗境。正因为如此，他重检当年少作，才怜其有真情境而惜存，不以稚拙而删削：“少作重繙只汗颜，此中我我却相关。恶诗仅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21) 真情境的确是船山论诗最重要的理论支点。嘉庆四年(1799)冬作朱文治《绕竹山房诗稿》序，写道：“己未冬日，少仙同年将归浙江，时冷雪初晴，庭宇皓洁，夜风扫云，明月欲动。少仙指其新旧诗数卷，属予作序。予谓眼前真境，即吾少仙诗境也。昔黄祖谓祢衡曰：‘君所言，皆如祖胸中所欲言。’今少仙之诗如我所欲言，且如我胸中欲言而不能言者，安得不击案称快耶？”(22)与此相对，时流的写作在他看来则多属于无真情境，因而他作《题朱少仙同年诗卷后》又不由得慨叹：“语不分明气不真，眼中多少伪诗人！”(27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