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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乾隆、嘉庆之交，在性灵派思潮的鼓荡下，诗歌写作明显形成一种强调自我表现而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由反对模拟进而漠视古人和传统，强调自我表现的绝对价值，以至于放弃独创性概念。被视为性灵派后劲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正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的诗论清楚地显示出性灵派走向极端的趋向。 【关 键 词】乾嘉诗坛/自我表现/极端化/张问陶 【作者简介】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个时代的思潮总是通过某些人物的言论反映出来，而一些人物的价值和意义也总是因反映了时代的潮流而被确认，人和时代的关系不外如此。但这种关系并不总是自然呈现的，在很多时候需要深入剔抉和梳理，去掉历史的浮尘，才凸现有意义的人和事。清代乾隆、嘉庆之际的著名诗人张问陶，诗才和艺术成就一向备受推崇，但被作为诗论家来看待和讨论还是近年的事。①事实上，他既未撰著诗话，也未留下其他形式的诗学著作，只是诗集中保存有一部分论诗诗。这些作品孤立地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放到袁枚性灵诗论和嘉、道间诗学观念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其不同寻常的诗学史意义就凸显出来。 随着格调论老化、唐宋诗风融合、艺术的绝对标准被放逐、传统的经典序列被打破这一系列诗学变革在乾隆中叶的完成，一种更强调自我表现或者说极端唯我论的写作，在性灵诗学的鼓荡下日益醒目地流行于诗坛。这股思潮衍生出两种新的诗歌写作态度：一是放弃美的追求，二是摒除独创性概念。自古以来，美和独创性一直是文学家孜孜追求的目标：美标志着艺术的理想境界，独创性意味着艺术表现的丰富。正是美和独创性作为文学、艺术的基本观念，激励着历代诗人不懈地发展艺术的表现手段，不断超越前人推陈出新。然而到乾、嘉之际，一种摒弃美和独创性追求的写作态度逐渐凸显出来。江昱自序其诗称：“予非存予之诗也，譬之面然，予虽不能如城北徐公之面美，然予宁无面乎？何必作窥观焉？”②这种唯我论的诗学观念，纯以自我表达为中心，非但不与前人竞美，以求超越前人，即便雷同于前人也毫不介意。以前，诗歌写作就像学术研究，为了超越前人，首先需要了解前人，以免蹈袭和重复。为此，“避复”即韩愈所谓“惟陈言之务去”，一直是独创性的前提。但到嘉、道之际，一种极端的自我表现论，开始弘扬以前隐约流传在诗论中的不避复主张，无形中加速了独创性观念的溶解。这一问题迄今无人注意，相关资料散见于当时的诗学文献中，尚有待于搜集、整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张问陶是一个可供我们讨论与分析的人物，他也是宣扬极端自我表现论最集中、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一) 张问陶(1764-1814)是清代中叶诗坛公认的天才诗人，他的才华很早就为时流所注目。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三载：“船山，遂宁相国之玄孙也。廷试时余以受卷识之。其诗如‘野白无春色，云黄夜有声’、‘沙光明远戍，水气暗孤城’、‘人开野色耕秦畤，鹰背斜阳下茂陵’、‘闲官无分酬初政，旧砚重磨补少年’、‘吴楚秋容都淡远，江湖清梦即仙灵’、‘饮水也叨明主赐，题桥曾笑古人狂’，洵未易才也。”③不过法式善评诗终究手眼不高，这些诗句根本就不足以显示张问陶的才华。 张问陶早年十分崇拜袁枚，诗集名《推袁集》，但一直没有机缘识荆。他最亲近的朋友是同年洪亮吉，往来唱和相当频繁。乾隆五十五年(1790)岁暮，乞假将归，有《十二月十三日与朱习之石竹堂钱质夫饮酒夜半忽有作道士装者入门视之则洪稚存也遂相与痛饮达旦明日作诗分致四君同博一笑》、《稚存闻余将乞假还山作两生行赠别醉后倚歌而和之》诗留别，“一生牵衣不忍诀，一生和诗呕出血”④，足见两人不拘形迹的意气之交。同年船山还有《题同年洪稚存亮吉卷施阁诗》云：“眼前真实语，入手见奇创。”(119页)年方二十六岁的诗人，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是重视个人体验的艺术倾向，还有不甘落人前人窠臼的豪迈志气。这正是性灵诗学的核心理念所在。 乾隆五十八年(1793)，袁枚向洪亮吉咨访京中诗人，洪盛称船山之才，新老两大诗人这才有相识之缘。船山有《癸丑假满来京师闻法庶子云同年洪编修亮吉寄书袁简斋先生称道予诗不置先生答书曰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感先生斯语自检己酉以来近作手写一册千里就正以结文字因缘……》一诗纪其事。⑤袁枚获知问陶为故人之子，集名《推袁集》，欣慰之余异常感动，引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⑥，并在《诗话》补遗卷六追忆昔年应鸿博试时与船山父顾鉴订杵臼之交的往事，以志通家之好。 张问陶虽然由衷地推崇袁枚，但并不像一般后辈诗人那样一味无原则地谀颂这位诗坛宗师，他对袁枚的缺点看得很清楚。乾隆五十九年(1794)作《甲寅十一月寄贺袁简斋先生乙卯三月二十日八十寿》，其六云：“小说兼时艺，曾无未著书。气空偏博丽，才大任粗疏。考订公能骂，圆通我不如。只今惊海内，还似得名初。”(295页)貌似钦佩袁枚始终我行我素的作风，但“才大”三句真很难说究竟是寓褒于贬还是寓贬于褒。而针对时论指其诗学袁枚，则坚决地辩白道： 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 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数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⑦ 诗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此时他与袁枚刚通书问，即能如此态度鲜明地宣示自己不依傍门户的立场，恰好体现了性灵派不拘门户、自成一家的独立精神。袁枚对别人说他学白居易，也曾以《自题》解嘲说：“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⑧则船山《与王香圃饮酒诗》言“文心要自争千古，何止随园一瓣香？”(654页)岂非异曲同工？《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诗言“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450页)在称赞方元鹍之余，也未尝不是自喻其志。袁枚殁后，他刊行诗集未用《推袁集》之名，而是题作《船山诗钞》，在旁人看来未免始附终背，实则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趋附过，他一直在写自己的诗。道光间顾蒹序《船山诗草补遗》，称“空灵缥缈，感慨跌宕，脱尽古人窠臼，自成一家。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洵乎天才亮特，非学力所能到也！”⑨这样的作者，对诗歌将持何等自由的态度，是不难想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