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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尽管张问陶的诗风和诗论在乾、嘉之际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但只要我们将眼光投向当时丰富的诗歌文献，就会发现张问陶的诗歌见解绝不是只属于他个人的意见，在他背后明显有个诗学思潮的背景。这股思潮在观念上表现为放弃艺术理想的追求和对典范的执著，在创作实践上强调自我表达，风格和技巧意识淡化，在批评上忽略艺术评价而倾向于以诗传人，风流相赏。如此概言嘉、道时期的诗学，难免失之简略和片面，但仅就其主导倾向而论，则虽不中亦不远矣。 嘉、道间文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倾向是折衷调和，文章方面表现为折衷骈散，诗歌方面表现为调和唐宋，当时著名的批评家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一特点。但那些极端自我表现论者，调和唐宋还不够，还要抛弃一切理想的目标，甚至包括其理论渊源所出的性灵论本身。如彭兆荪《论诗绝句》所云：“厌谈风格分唐宋，亦薄空疏语性灵。我似流莺随意啭，花前不管有人听。”(34)论诗扬弃分唐界宋之说，原是性灵派诗论的基本立场。表示厌薄性灵派的彭兆荪，恰好在标举一种性灵派的主张，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这从极端自我表现论的角度看却顺理成章，因为他们放弃了对特定风格的追求，或者说不再执著于某种预设的艺术目标，“我似流莺随意啭，花前不管有人听”，甚至意味着连读者反应也不期待。这种漠视一切的写作态度，无疑出自一种的新的美学理念。 艾略特曾说过，对传统具有的历史意识是任何二十五岁以后还想继续作诗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它不但让人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要让人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的整个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35)传统也是评价个人才能的参照系，离开了传统，我们无从判断作家的创造性。中国自古以来，论诗必以古人为参照系，即使拒绝模拟古人，追求独创，评价其结果也必以古人为衡量标准，如姜夔所说的“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36)。职是之故，了解古人，学习古人，乃是创新的第一步。就像尤珍《淮南草序》说的，“立乎唐宋元明之后，而欲为诗，诗固未易为也。必其熟悉乎诗之源流正变，得宗旨之所在，而后可以卓然成一家之言”(37)。叶矫然也曾对同门谢天枢表示同样的看法：“诗不能自为我一人之诗，为之何益？然非尽见古人之诗，而溯其源流，折衷其是非，必不能自为我一人之诗也。”这种“于诗自汉魏六朝三唐宋元明诸家无不读，顾不苟于为诗”的态度，(38)正像今日做研究首先必须了解前人的成果一样，乃是创新的前提。在传统诗学中，无论什么流派，从来没有不学古人的主张。但是到清初，释澹归(金堡)《周庸夫诗集序》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宣言：“诗者，吾所自为耳，亦何与古人事？(中略)人各有一面目，不为古今所限。古今既不得而限，谓之今人则诬，谓之古人则谤。”(39)无独有偶，与澹归身世经历极为相似的遗民诗人钱澄之，起初锐意学古，后则随兴所至，“得句即存，不复辨所为汉魏六朝三唐”。“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40)纳兰性德《原诗》记载了钱澄之这件逸事，同时严厉批评“唐宋之争”，其正面主张无非是推尊“自有之面目”。 的确，如果从理论渊源上追溯，这种漠视一切传统和规范的态度绝不是到嘉、道之际才开始出现的，它本身已成为诗学中一个潜在的传统。早在元代，唐思诚即曾言：“文以达吾言，何以工为？”(41)既以达吾言为尚，艺术追求即退为次要之事。清初易学实《与友人论文书》又说：“余自学为文章，尝自朝至夕，必使我与我异，又何前见古人而后同后来者？”(42)这又是将自我超越放在第一位，由此漠视与传统的关系。考究这种漠视传统的态度，大概出于两种心理动机：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经验越积越厚，传统日益成为难以了解和掌握的复杂知识，成为不堪重负的包袱，于是自我作古的口号应运而生——这在当代诗人的写作主张中我们已见得太多；二是对自己的才力丧失自信，对与前贤竞争、超越前贤感到绝望。无论出于哪个理由，起码在宋荦《漫堂说诗》中，我们已看到一种“汉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汉魏、不唐、不宋亦可，无暇模古人，并无暇避古人”的极端口号。(43)吴雷发《说诗菅蒯》更表现出一种悍然无视前人的态度：“诗格不拘时代，惟当以立品为归，诚能自成一家，何用寄人篱下？但古来诗人众矣，安必我之诗格不偶有所肖乎？今人执一首一句，以为此似前人某某，殊为胶柱谬见！”(44)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曾采吴雷发诗，谓其“以才人自命，负气凌厉，几于目无一世”(45)，这可以视为第一种心理的表现。铁保《续刻梅庵诗抄自序》云：“于千百古大家林立之后，欲求一二语翻陈出新，则惟有因天地自然之运，随时随地，语语记实，以造化之奇变，滋文章之波澜，话不雷同，愈真愈妙。我不袭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我之灵。言诗于今日，舍此别无良法矣。”又说：“余曾论诗贵气体深厚。气体不厚，虽极力雕琢于诗，无当也。又谓诗贵说实话，古来诗人不下数百家，诗不下数万首，一作虚语敷衍，必落前人窠臼。欲不雷同，直道其实而已。盖天地变化不测，随时随境各出新意，所过之境界不同，则所陈之理趣各异。果能直书所见，则以造化之布置，为吾诗之波澜。时不同，境不同，人亦不同，虽有千万古人不能笼罩我矣！”(46)他坚信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同的，只要表达真实的体验，就必有新意。但话虽这么说，但也只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言下掩饰不住难与古人争胜的失望。这可以视为第二种心理的表现。 平心而论，这两种主张在理论上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前者，后来李慎儒《漱石轩诗序》已有精到的辩驳：“世之谈诗者率云，我于古无所规仿，但自出机杼，成一家言。不知从来能成一家言者，要必遍历各家，去糟粕存精液，荟萃酝酿，积数十年，隐隐然凝合一境界在心目间，乃如其境界以出之，无一非古，又无一非我，斯之谓自成一家。若未历各家，即欲自成一家，则为粗为俗，为纤巧为平庸，愈得意者其病愈深。直是不成家耳，乌在其为自成一家也？”(47)的确，有关独创性的传统观念不外如此。即便是宋荦那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终究也只是一种“悟后境”，乃是“考镜三唐之正变，然后上则溯源于曹、陆、陶、谢、阮、鲍六七名家，又探索于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则泛滥于宋、元、明诸家”，广泛参学的结果。“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于性之所近，不必模唐，不必模古，亦不必模宋元、明，而吾之真诗触境流出”。(48)不下这扎实的参悟功夫，绝不可至随心所欲的化境。对于后者，尽管嘉、道以后作者多认同此说，但仍不能讳言其论断隐含着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即这种信念全然基于一个假设：人必有独到的感觉，且必能表现出这种感觉。而这一假设恰恰是有问题的，在今天更是难以让人信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