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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引传统的“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主要讲赋的源流，而强调赋要有古诗的功能，将赋上升到古诗的境界，这是李白创作赋体的基本思想。所谓“光赞盛美”，固然是赋家的原有宗旨，但“感天动神”，却是李白从诗论中引来的思想。这应该是李白作赋的重要宗旨。李赋通过非凡的想象，笼括宇宙、广大无垠者如《大鹏赋》《明堂赋》《大猎赋》；深入天地变化之气，抒发感物之思者如《惜余春赋》等，都可以说是体现“感天动神”的宗旨的。但这是造成李白赋境的原因，至于他的赋品，则由他所说的“博远”之义造成。他批评杨、马的赋夸奢宫苑游猎，引起帝王的侈心，与民争地，使“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不仅损害人道，而且有违天地好生之德。联系李白《古风》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则李白赋体创作思想中的批判色彩，就更加明显了。其实汉赋的正宗观念是强调讽谕，扬、马的宫囿、游猎之赋，也是包含讽谕之旨的。但其具体的作法，是先颂而后讽，先扬而后抑，所以从实际的效果上看，主要是起了夸饰、劝诱的作用。李白的《明堂赋》虽然以颂美为旨，但最后“而圣主夕惕若厉”一段，则以颂为讽，称扬圣主玄思治道、力行素朴之治。至于其《大猎赋》，更是先陈天子大猎之宏大气势，非齐楚诸侯狩猎可比，而最后归结为以不猎为高。这都是直接继承汉代赋家的讽谕思想，但表现得更加深刻。这些都是他说的“义归博远”的表现。 杜甫的赋作体近雅颂，他的赋论主要是侧重于“润饰鸿业”这一方面，与李白所说的“光赞盛美”也有相通之处： 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气，声韵浸广，卷轴斯存，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⑨ 杜甫也继承“赋者古诗之流”思想，但他更主要的是从歌颂升平着眼，可以说继承了“古诗”中的雅颂传统。他说赋“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也是汉人对赋的基本认识。古诗为“诗三百”，古人认为是圣贤所作，自是经典。赋虽出于古诗，但却是“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时的“贤人失志”之作⑩，所以称为“述者之意”，非作者之事。再看“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也是汉代著名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遭逢。《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汉武帝因为读《子虚赋》而叹恨不与作者同时，后因杨得意之荐而得司马相如。又《汉书·扬雄传》记载“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11)这些都是“拂天听之崇高”的故事。至于“配史籍以永久”，也是汉代赋家令人艳羡的待遇。文集出于史部，汉代史家负整理文章之责，著名辞赋都载史书，尤以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所载为多。后世别集、总集成立，史传不再载录纯文学作品，所以唐人李、杜、王、孟的诗文辞赋，不再载于史籍。但杜甫所熟悉的还是两汉甚至魏晋南北朝诸史多载辞赋的情况，希望能够仰希古人，得到“配史籍以永久”的待遇。可见，以上“古诗之流”“述者之意”“拂天听之崇高”，“载史籍以永久”，都是杜甫作赋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来自于其对汉赋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许可以说，汉赋在杜甫这里，比在李白那里更具经典地位。 杜甫为学者所熟知的另一则赋论，为其《进雕赋表》的自述之词： (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12) “沉郁顿挫”，后人多用以论杜诗。诗赋相通，这样理解，当然也不违背杜甫的原意。但杜甫这里所讲的，主要是赋作的一种风格。仇注于此疏引：“刘歆《求方言书》：‘子云淡雅之才，沉郁之思。’陆机《思归赋》：‘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又《遂志赋》：‘(冯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钟嵘《诗品》：‘谢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13)所以沉郁顿挫，仍然来自对汉人赋作的理解。但以沉郁顿挫四字论赋，却又是杜甫在赋论上的一大创新。自陆机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前人多以赋为形似体物之文，多从文辞壮丽着眼。但陆机此语，本为互文，赋虽以体物浏亮为主，但也不排除缘情绮靡之体。陆机自己的赋作，抒情之激越悲哀，常过于其诗。杜之论赋则在综合前人零星赋论的基础上，推出“沉郁顿挫”之义，正是继承六朝以来赋体的抒情传统。他与李白一样，都将诗歌的审美理想引入赋体创作中，其赋论也吸收了诗论的一些观点。至于“随时敏捷”在这里，指的是文学侍从的一种素质，也是杜甫对自己作赋之特点的一个概括。杜甫赋主要是以润饰鸿业、鸣国家之盛为主旨，他能够根据朝廷的礼仪建设，随时掌握题材，形成赋作的题目。有时甚至在朝廷还没有发生某种礼仪行为时先机早发，如《封西岳赋》就是预见玄宗要为西岳封禅之事而作的。也有一些则是选择合适的题材，作为体物之赋，以供君王娱乐，如《雕赋》就是这样。这些都是他所说的“随时敏捷”的表现，“敏捷”即“敏捷诗千首”(《不见》)(14)之义。可见，杜甫的“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是对赋论的发展。 总结李杜的赋论，有这么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能深入赋史的渊源，秉承汉赋之旨，这一点杜比李更加突出。二是体现诗赋共源的美学思想，引诗歌艺术的美学理想入赋体创作之中。具体的内容，即是李的“感天动神”与杜的“沉郁顿挫”之说。但是在对赋的功用的认识上，杜完全是将自己定位于文学侍从的角色，以雅颂为旨，辅以讽谏之义。李白则强调“博远之义”，是以讽谏为大赋的基本精神。 在赋体创作方面，李杜都带有超越六朝追溯大汉的思想，显示李杜文学创作上的宏大抱负。李白赋创作的时期比较长，在赋体方面不仅探源，而且能够披流，既学汉大赋，也学六朝小赋。杜甫在政治上有典型的以汉接唐，以魏晋南北朝为余闰的观念，其《朝献太清宫赋》对从曹操以来魏晋南北朝的各代统治者，都有所贬斥，称为“僭号”(15)。所以他的赋创作对六朝赋未屑借鉴。这当然与杜赋创作时间短，宗旨单一有关系。其在赋体创作方面未能如李白那样探源披流，对垒百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