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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8)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陈尚君 参加讨论

    八、1961年《中国文学批评史》授课讲义
    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先生为中文系五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今存手书较完整的讲义。全稿目录如下:《导论》。一《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二《墨子、庄子、韩非子》、三《扬雄、桓谭及王充》、四《曹丕、曹植和陆机》、五《范晔、沈约、萧子显》、六《刘勰》、七《钟嵘》、八《萧统、萧纲、萧绎及颜之推》、九《刘知几》、十《初唐及盛唐的一些诗论》、十一《白居易及元稹》、十二《韩愈、柳宗元》、十三(原题一)《司空图》、十四(原题十五)《北宋的诗文革新》(本讲存另一稿,题作《欧阳修与诗文革新》)、十五(原题十六)《王安石和苏轼》、十六《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和陆游的创作主张》、十七《严羽诗论批判》、十八《明代的拟古主义和反拟古主义的斗争》、十九《从神韵论到性灵论》、二十《桐城派及阳湖派》、二十一《清代词论的发展》、二十二《戏曲、小说理论中的两条道路》、二十三《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文学理论:梁启超》、二十四《近代诗歌理论批评:黄遵宪》、二十五《王国维》、二十六《鲁迅的早期文学思想》。
    由于在特定年代为开设课程而作讲义,本稿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开课需要,也保留了讲义未最后写定的面貌。前引原稿中的章节部分错乱,估计是学期交替的痕迹。先生在后记中说明:“这里必须知道编书的必须采用一般人共同接受的看法,但是教书的却必须把自己所得到的一点认识交给学生。”正是突出“自己所得到的一点认识”,本稿虽然有许多对《大纲》旧说的归纳和一般认识的叙述,但仍然保存许多先生当年独到的见解。
    本次讲义第六章《刘勰》,先生稍后曾另外写成专文,拟单独发表,并在1970年左右所写类似本人学案的《遗远集叙录》一文中,将其作为学术代表作给予说明,认为“本来决定对于讲稿概不发表的,因为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内占有独特的地位,近十年内对于刘勰的价值,又曾经有过意外的估计,因此抽出这一讲来,提供个人的看法”。“意外的估计”何指?先生说三十年代曾有人提出“读中国文学批评,只读一部《文心雕龙》就够了”,而到五十年代后期,则有人鼓吹刘勰“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因为“他在《知音》篇所说的‘事义’,就是事物,这是他的唯物辨证论的内在的铁证”。此一观点弥漫全国,“气焰之盛,声气之广,几乎使人没有开口的余地”。先生认为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因而加以检讨。先生认为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前曾协助名僧僧祐编纂定林寺经藏提要《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在《文心雕龙》撰述中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成了地地道道的僧侣,怎么可能具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呢?在廓清时人误区的同时,先生对刘勰文学批评的贡献重新加以分析。他认为《文心雕龙》的出现是与两晋以来形式主义文学斗争的产物,刘勰提出衡断文学的标准则是复古。复古“不是回到没有文化、没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去,而是回到更朴素、更接近于自然,而不以修饰打扮为美的社会去”。先生对作为《文心雕龙》总纲的前三篇的解读,也体现这一精神。他解释《原道》的道“止是自然存在的现象”,《宗经》、《征圣》是“把当代的文学和古代的文学联系起来”,“以复古为革新”。先生特别强调《文心雕龙》下编创作论和批评论的开拓意义,“体大思精”,“真是独探骊珠,目无今古”,给予高度礼赞。与《大纲》比较,先生对刘勰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有鉴于此,我据手稿将本文整理出来,在本期学报首度发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讲义之下限为现代,增加了《大纲》未加论列的近现代文学批评的内容。对于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先生称赞他们是“比较及早有所觉悟的一群”,“抓住诗歌、小说、戏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他特别揭出梁对小说所起作用的四点论述。对夏曾佑《小说原理》,也有特别的表彰。他对王国维的分析,围绕《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展开,强调他的美学理论主要根据叔本华学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有了欲就有追求,满足了这个追求就是厌倦,不能满足这个追求便是苦痛”。他就此而认为《红楼梦》是“宇宙的大著述”,具有“人类全体之性质”。先生说:“唯有王国维才认识到典型的意义。”对《宋元戏曲考》则分析其自然说,《人间词话》则关注境界说,都是应有之说。先生认为“王国维所说的自然,不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而是他所设想的天才作者的才能。因为有了这个才能,遂能写出胸中的成立和时代的情状”。对《人间词话》实境虚境之说、隔与不隔之论,先生是赞赏的,但对忧生忧死与赤子之心的评述,则有所保留:“尤其可怪的王国维认为李后主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负人类罪恶之意,这是一般人所无从了解的。”鲁迅一章,则主要介绍《摩罗诗力说》的见解。先生认为“摩罗就是撒但,是反抗”。“既然反抗是为了生存,因此只要有压迫存在,就必然有战争”。在当时的中国是有提出反抗和战争的必要,但鲁迅所期待的则是天才诗人的大声疾呼,先生认为鲁迅“身处风雨飘摇之中”,“混乱的现象”使他产生错觉,“把偶然的现象作为永恒的现象,使他过分重视天才而看轻群众”,不免受困于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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