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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讲义》1939年本与《大纲》 先生于1939年1月13日抵达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继续开设文学批评史课程。今存1939年乐山印《讲义》，前半标明为在武汉所印，基本保持1937年增订本前半的原貌。卷首增加了目次，并有一段题记： 民国二十一年，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写定讲义初稿。翌年稍事订补，为第二稿。二十五年，复删正为第三稿，次秋付印，至一百二十二页，而吾校西迁。积稿留鄂，不可骤得，又书籍既散，难于掇拾，不得已仍就第二稿补印。排版为难，略有删节，校对匪易，不无舛夺，可慨也。二十八年，朱世溱识。 就本文第五节所揭经逐章核对的结果，此次《讲义》自124页第三十五节《严羽》以后的部分，基本仍沿1933年本的原文，仅有少数的删节，未作大的改动与增补。 《讲义》改题《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由开明书店出版是1944年的事，先生《自序》则作于1943年2月，说明在《讲义》初稿完成后，郭、罗二位的批评史陆续出版，“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先生并说明己著的三方面特点，一是“这本书的章目里祇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二是“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给以分别的叙述”；三是“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经与1939年本的篇目和部分章节核对，可以确认《大纲》就是以1939年本《讲义》交付出版的，除个别文字校订，在结构和内容上没有作大的改动。 1957年10月，《大纲》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新版，先生后记云“除了对于个别的刊误，加以订正以外，不及另加修订”。经对校，除了涉及对曾国藩事功评价等极少数的几处改动外，全书没有作大的修订。 在1943年《自序》中，先生曾很强烈地希望在收回留在武汉大学的1937年增订本后半部后再作修订，现知至少当时先生是存有1946年从武汉取回的部分章节的，仍没有补入，不知是否与1957年下半年的政治气氛有关，也可能仅因当时系务教务忙碌而无暇增补。 至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出新版，全书“基本上还保留原来的面目”。200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新版，则据1981年版付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