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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37年增订本的完成与厄运 从1936年开始，先生对《讲义》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订，并于1937年秋付排。但就在这时，日军侵华规模扩大，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春，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大学也奉命西迁到四川乐山。先生的个人命运和著述工作也卷入此一风暴之中。先生在1937年末寒假开始后，因惦念已经三个多月未通音讯的家人，以及家中正在营造的居宅，取道长沙、广州、香港、上海返回泰兴老家。在家近一年，至1938年末接武汉大学电报，乃于12月2日启程，经上海、香港、河内、昆明、重庆，至1939年1月13日抵达乐山。可以确定的是，在1937年末返家以前，《讲义》第三稿的增订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但并未全部印出。《讲义》1939年本题记云：“二十五年，复删正为第三稿，次秋付印，至一百二十二页，而吾校西迁。”《大纲》自序云：“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时间，完成第三稿。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排印。这时对外的抗日战争爆发了，烽火照遍了全国，一切的机构发生障碍，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搁下，其余的原稿保存在武汉。”所叙内容是一致的。此稿文本，目前可以见到三份书稿。 其一，先生自存1937年《讲义》排印本前半部分校样两份，均无题记，署“朱世溱东润述”。均仅118页，至第三十三《朱熹附道学家文论》止。版页末括记：“武42二十六年印。”我推断此为先生离开武汉时随身携归，并携入蜀中者。 其二，1939年版《讲义》。其中正文前122页版页末括记：“武42二十六年印。”卷首目录四页和123页后版页末均括记：“乐48二十七年印。”知此本拼合两次排印本而成。其中武汉所印部分，较自存校样多4页，而123页至124页为《自〈诗本义〉至〈诗集传〉》章之后半，为1937年增订时新写章节。 其三，1937年增订本最后十八章之手稿。详见下节所述。 前述及周兴陆教授《从〈讲义〉到〈大纲〉》一文，由于仅见1933年版《讲义》，其所作《大纲》定稿过程及与《讲义》的比较分析，主体其实是1937年版《讲义》前半部对1933年版删订增补的考察。他的看法是：1.《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则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2.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举钟嵘、刘勰部分论述为例。3.“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以司空图、王士禛为例。4.文献考辨更为慎重，并补充新见到的《文镜秘府论》关于八病之论述。这些都是深入研读的结论，我都赞同。 就我对1937年版《讲义》前半部与1933年版比读的结果，确认此次修订的幅度很大。先秦部分分为两章，增加了孟、荀的内容，对《三百篇》和《诗序》的论述，则融入己著《读诗四论》的心得，认为《诗序》影响后世最大者为风雅颂之说、风刺说、变风变雅说等。六朝增加了皇甫谧，唐代增加了李德裕，并增加《初唐及盛唐之诗论》，又在司空图下增加《唐人论诗杂著》部分。宋代则增加了曾巩、陆游等人，朱熹下增附《道学家文论》，另增《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一章，表彰宋儒治《诗》之创见。而各章节下内容，少数保持原貌，如范晔一章，多数则改动幅度很大，如刘勰、钟嵘等部分，几乎将原稿全部改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