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写文章，既富有余响，同时斩截。不再费辞，于此便结束。刚读到沈从文这段运用新的文物发现写出的考订文字，着实感佩。这般解读，无论确当与否，都能够给人们足够新鲜的启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使并非陶渊明诗歌的喜好者，这也不算陌生的句子。在学者笔下，它们得到这样的解读：“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册243页）这虽可以作为此二句的认知，可到底是对全诗的评解。具体到这两句，人们亦说法多多。代表者大诗人苏东坡的说法是：“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题跋》）。“南山”，有学者认为即为庐山；现代学者王瑶则认为：“《诗经》上说‘如南山之寿’，南山是寿考的征象。” 再具体到“采菊”，王瑶认为：“相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见王瑶编注《陶渊明集》1957年版63页）说实在的，即使没有这些的深入或切实的解读，在我们普通读者眼里，这也是两句令人“悠然”向往的佳句。
    可是，在偶然读到的一篇标明“写作年代不详”的沈从文遗作中，却看到了对这两句诗不同以往的别样解读。1949年后，沈从文转行文物研究。虽然后来多数人认为这般转行殊为遗憾，可沈从文自己却在此领域取得了非常的成绩，这实在令人钦佩。在研究路途中，沈从文提出了“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的主张，这从实际看，是十分恰当的。应该说，这篇探讨文字，正是其“结合文物”来解读诗歌作品的实践。
    沈从文的文章，写得很有味。他并没有一上来就直扑主题。而是远远道来。这里介绍，几节引证不能省略。第一，《史记·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二，《汉书·王吉传序》：“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这就是所谓‘商山四皓’典故的由来。”
    解读“悠然见南山”，怎么一下子拉扯这么远？其实，这样用笔恰好。这个典故出来后，千多年来人们很少有异议。可是，沈从文因为在文物领域研究，所见的出土文物中，却有一点新的收获。据他的介绍，以前日本人在朝鲜时，曾发掘一座汉墓。出土的实物中，有一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筐子四面，除去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即流行的孝子传故事，在一只角上，绘有典故中的四位高人。旁边的隶书题识，却写着“南山四皓”四个字。这个竹筐产生的年代，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年。据此，沈从文认为：“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这个‘南’字的写法，且和西域木简字的南字一个式样。”就是说，这并非工师误会别写。
    文史研究中，孤证一般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沈从文也这样看。他对此的设想是，或许“汉代工人写字草率马虎，西汉草隶‘商’、‘南’二字差别又甚小，兴致一来，也会把‘口’作成一笔竖画弄错了，不足为例。”可天下事，往往无独有偶。不久，在河南邓县一个南朝画相砖大墓里，发现了一些一尺多大的长方型砖。其中一块上有浮雕人像，雕像旁边，又有一行四字题识：“南山四皓”。上面发现的漆筐上，字体为草隶。这种字体在文字的转换时期，“还可说容易混误，这一次却用的是楷书，大致不会错了。”这样一来，一个新问题就可以提出了，“原来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对此，沈从文又一次申说自己的观点：“可见用文物证史，有些地方实在可以启发我们不少新知，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而且性质相当扎实可靠。”
    有了这一新的认知，一些新的观点自然能够产生。沈从文这里才连引起了他这篇文章主要想陈说的：“这里让我们联想到，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欢喜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我惭愧读书不多，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
    为何在这里恰恰举的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两句，这用的是一个与“悠然见南山”有关的今典。当年，美学家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了一篇《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节：“一个佳句的意蕴却永远新鲜，永远带有几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谁不懂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是谁能说，‘我看透这两句诗的佳妙了，它在这一点，在那一点，此外便别无所有？’”通过一段论述，他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这“最高境界”，朱光潜认为，在西方称为“静穆”，并且用中国诗人举证：“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读到这篇文章，很不以为然。他在《“题未定”草》六、七两节里，对这种议论作了颇犀利的解说：“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鲁迅的这段文字，1949年后颇为人瞩目。他关注“金刚怒目”式直面现实的文字，因与当时意识形态同质而受到特别宣传。大家熟悉，引来容易获得效果，并且它实在与自己说法有些关系，所以沈从文很自然加以引述。这里，虽然鲁迅批评朱光潜，可他只是认为朱光潜把陶渊明割裂了，只举了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飘逸”一面，忽略了陶“猛志固常在”的另一面。沈从文却从自己在文物中读到的文字，认为“悠然见南山”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两者，“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其实是有联系的——“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了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到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相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差不多。”
    沈从文写文章，既富有余响，同时斩截。不再费辞，于此便结束。之外，写这篇文章之后或者之前，沈从文还在一首写于庐山，未曾发表的诗里，对此事发表自己的态度：“古有陶先生，是个城里人，作官不遂意，还住栗里村。为人极随便，干活也还成。……有时喝酒后，手挥无弦琴，高兴作作诗，意思还率真。‘回首望南山’，后人称高明。越注越胡涂，秀才白用心。南山四老汉，汉代保驾臣。老陶意有托，并不忘高升，能哄学生子，难骗庄稼人。那也不奇怪，原是宰相孙，常想朝廷事，阶级烙印深。”这首沈从文注明“拟一生产队长语气”的诗，语言诙谐，可意思与此文相同，认为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诗中误记作“回首望南山”）确实是想着朝廷之事，甚至还从阶级出身的角度分析，认为陶渊明之所以想到朝廷，是因为他“原是宰相孙”。（按：陶渊明曾祖父为陶侃，作过较高的官职，但似乎并非宰相。）这就比本文往前延伸了一步。这首诗写于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可见这些资料当时沈从文已经见到，并形成看法。这篇考订文章应该写于此前后一段时间才是吧。
    说实在的，刚读到沈从文这段运用新的文物发现写出的考订文字，着实感佩。这般解读，无论确当与否，都能够给人们足够新鲜的启示。可在赞叹之余，又再次翻读这首引起如此多人关注的诗作，觉着沈从文的解读，固然给我们很有益的启示，可却一直用着其中两句。按照鲁迅应照应全文的看法，这两句诗似乎还应置于全诗中观看才算恰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显明的，整首诗弥漫的，是“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其中第二句，还清楚表明避开了达官贵人车马喧嚣，也即一般世俗的纷扰，终于沉浸在一片“欲辨已忘言”的“真意”状态。此时，会不会，能否“想起了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这样的宫中大事，确实困难。虽然仅仅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看去，沈从文是有很大发明之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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